硃安世点头道：“我猜驩儿的母亲正是这样想的。她能找到的可靠之人，只有兒宽，所以才叮嘱只能传给兒宽。其实传给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一要懂《论语》，二要不怕死。”
郭公仲也点头赞同。
樊仲子道：“这样的人，还真不好找。死，我倒不怕，可惜我根本不识几个字，更不用说懂这些了。”
硃安世道：“王卿能举荐荆州刺史扶卿，应该是信得过这个人。”
樊仲子道：“不过是一部书而已，送给我，只能当烧柴，居然闹到要人命?”
韩嬉笑道：“你有酒有肉，有自己营生。这些儒生有什么?不都是靠这些经书谋饭吃?我猜这《论语》应该有好几种，一家不服一家，王卿说驩儿背的是《孔壁论语》，恐怕是比别家更贵重些，所以招来忌恨。”
樊仲子笑道：“也是，就像我们盗墓，你有你的法子，我有我的门道，但一座墓，你要是先探到了，就没我的饭吃了。但我若先除掉你，宝物就归我了。”
硃安世反驳道：“我们虽然为盗，也要义气为重。这些儒生，眼里只有权势利禄，比所有人都要残狠。这些人皮狼心的事我管不到，也懒得管。眼下我只管一件事——无论如何，都要保驩儿平安。至于这《论语》……”
说到这里，硃安世迟疑起来。
他一向最憎儒生。除去身世之恨，仅平生所见儒生的作为，也足以让他厌恶。想农夫种田、工匠做活、商人贩货，哪个不是辛劳谋生?就连自己为盗，也得冒牢狱之险、性命之灾。只有这些儒生，读几篇破书烂文，就为官做吏、拿俸取禄。最可恨的是，这些儒生嘴上仁义，心藏蛇蝎。为了利禄，做猪做狗;见了百姓，却又如狼似虎。
但想想扶风老人和王卿，两人同样也是儒生出身，但其坦然赴死之气度，又让他不能不肃然生敬。
于是他叹道：“若这书真如王卿所言，事关重大，那就跑一趟，去荆州传给扶卿。我倒不是为了什么狗屎儒家。只是听驩儿说，好几个人都为它送了命，我自己亲眼见到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扶风那老人家，一个是王卿。不为别的，只为两人这份义气，也该出点力，了却他们的遗愿。”
韩嬉道：“要保驩儿平安，只要多加小心，找个僻静角落躲几年，应该就不会有事了。倒是这书有些麻烦，我们都不懂，又不能去问人。”
樊仲子道：“我倒记起一个人，名叫庸生，是胶东人，据说学问极高，但为人性子太拗，来长安求学谋职，始终不得重用，住在长安城郊一个破巷子里，替人抄文度日，穷寒得很。我听说之后，想接济他一些钱物，没想到反被他稀奇古怪骂了一顿，哈哈!这人骨头极硬，应该不会乱说话。干脆我去请了他来，咱们转弯抹角打听一下。”
郭公仲一直在听，这时忽然道：“快!去!”
被囚几日后，司马迁身上的伤渐渐好转。
有了气力，又饿怕了，抢饭的时候，他不再辞让，抢到的饭越来越多，至少也能吃个半饱，还能帮那老囚万黯抢一些。
每日，他只记着三件事：早上不要误了喝水，中午和傍晚尽力多抢些饭。其他时候，便昏昏沉沉躺着。
有时，狱吏不高兴，进来拿他们出气。开始司马迁不知情，莫名挨打，心中气恨，神色便会流露出来，结果只会激怒狱吏，打得更重。于是，他渐渐学会，只要听见狱吏来，就尽快缩到墙角，不动，不抬头，不发出声响。实在躲不开，被踢被打时，也尽量蹲伏在地下，护住头脸，挨几下便无事。[参见司马迁《报任安书》：“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
起初他还盼着能早日离开，但狱中囚犯太多，他连审讯都等不来。牢狱苦闷，他日夜渴见妻子、女儿和卫真，但狱中为防串谋，不许亲友探看。他只好以庄子那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来释怀，又以孔子被拘于匡、困于陈蔡，却安仁乐道、弦歌不辍来自励。尽量不再自寻烦恼，安心等候，过了一阵，竟渐渐忘了时日，甚至忘了自己身在囹圄。
一日清晨，甬道墙上小窗洞外，霞光金亮、斜射进囚室。
狱吏又送来水，司马迁最后一个喝，桶里水剩得不多，他便托起木桶，直接往嘴里灌。他背对着小窗，霞光正巧照在木桶中，他猛然看到水中映出一张面孔：脸色惨白，眼窝深陷，颧骨高耸，须发蓬散，沾着几根干草，尤其那眼神，像是穷巷中常被殴打的野狗的目光，呆滞中闪过惊怯。
司马迁先是一惊，继而惨然呆住，不敢相信这是自己，幽魂野鬼一般，与囚室中其他囚犯毫无二致。
他慢慢放下桶，木然站着，眼中不由自主流下泪来。
十岁起，他就开始诵习古文，遍读诸子群经;二十岁，随父进京，跟随名儒孔安国、董仲舒学史;之后遍游天下，南涉江淮沅湘，踏访禹穴古迹，北至淮泗齐鲁，观习孔子遗风;三十五岁，任郎中一职，奉使西征巴蜀昆明;三十八岁，继任太史令，博览宫中秘藏书卷。继承父志、豪情满怀，要撰写数千年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现在却身陷牢狱，形容枯槁、面无人色，每日只为一饭一饮而拼抢。[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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