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上校把他拉起来。他没有抗议，软绵绵地任人摆布，试着想说些什么但没能说出来。在亚喀巴南边的蓝色的海面上空，伊拉克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准将离开飞机朝水面扑了下去。在碰到水面时他的身体将会四分五裂，余下的工作将由鲨鱼去做。
HS-125 转向北方，重新进入以色列领空后，经过埃拉特上空，最后降落在斯迪多夫机场——在特拉维夫北郊的军用机场。在那里，两名飞行员脱去了他们身上的英国军服，两名上校也脱下了他们的美国军服。所有四个人全都恢复了他们原来的以色列军服。那架执勤喷气飞机被涂去了英国皇家空军的标志，再被重新刷上原先的标志后还给了在塞浦路斯从事包机业务的那名沙燕。
来自维也纳的那笔巨款先是转入了在巴林的卡努银行，继之转到了在美国的另一家银行。其中一部分款又被转到了在特拉维夫的哈波林银行，并被归还给了以色列政府;那是在移交给中情局之前由以色列支付给耶利哥的那笔金额。其余800 多万美元则被打人了摩萨德称之为娱乐基金的账户中。
地面战结束后第五天，又有两架长航程的美军直升机回到了杰巴尔的山谷里。
那架战鹰的火控员蒂姆·内桑森中尉的尸体永远没有找到。共和国卫队的巡逻兵用他们的冲锋枪把它打得支离破碎了，余下的工作已经由豺狼、狐狸、乌鸦完成了。
时至今日，他的遗骨肯定是散落在那些寒冷的山谷里的某处，离他的先辈们曾遭受巴比伦洪水肆虐并为之哭泣过的地方不足100 英里。
他的父亲在华盛顿听到了这个噩耗，独自一人在乔治城的那座庄园里为他坐夜、诵念经文和哀悼。
凯文·诺斯下士的尸体被找到了。当黑鹰们站在旁边时，英军战士们用手扒开那个乱石堆找到了下士。尸体被装进一只尸袋先是空运到了利雅得，继之由一架大力神运输机运回了英国。
4 月中旬在英国赫里福德郊外的特空团总部营地里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追悼会。
特空团没有墓地;没有一个墓地接纳特空团死者。许多战士永眠在五十多个国家的战场上，他们的名字为大多数人所不知道。
有些人躺在了利比亚的沙漠下面，他们是在1941年至1942年抗击德军元帅隆美尔时倒下的。其他人长眠在希腊的岛屿、意大利的阿布鲁齐山区、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法国的李日。他们分散躺卧在马来西亚、文莱、也门、马斯喀特和阿曼，在丛林里、在寒冷的荒野里、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外围的冰冷刺骨的南大西洋水域里。
如果尸体被找到了，它们就被运回英国，但总是交给死者家庭去埋葬。即使那样，墓碑上也决不会提及特空团，因为委派到特空团的战士是来自于其原先的部队——步兵、伞兵、警卫兵等等。
只有一块纪念碑。在赫里福德的斯特林线的中心竖着一座低矮粗壮的塔楼，外面包着木头并漆成了单调的棕色。在其顶部有一只钟在计时，所以这座建筑物被简称为钟楼。
在其底部是单调的铜板，上面蚀刻着特空团所有烈士的名字以及他们牺牲的地方。
那年的4 月份，铜板上新增了五个名字。其中一人是被俘后又被伊拉克人枪杀的，两个人是在试图溜回沙特国境的交火时战死的。第四个人是在寒冷的天气中因多日雨水浸泡而冻死的。第五个人是凯文·诺斯下士。
那天在雨中，特空团的几位前任首长也赶来了。约翰·辛普森来了，约翰尼·斯利姆子爵和彼得爵士也来了。特种部队司令官J。P ‘洛瓦特准将和现任特空团指挥官布鲁斯·克雷格上校都来了。在场的还有麦克·马丁少校和几名战友。
因为他们现在在自己的家里，所以那些仍在特空团服役的军人可以佩戴鲜为人知的沙色贝雷帽，帽徽上是一把有翼的匕首和那句格言：“勇者必胜”。
仪式时间不长。官兵们看到那块布幔被拉到了旁边，从而显露出在青铜板上新蚀刻的白色粗体的新名字。他们敬礼后就走回到各幢乱糟糟的楼里去了。
不久，麦克·马丁走向他那辆在停车场里停放着的朝上开门的小轿车，驶出设有卫兵的大门，转向他仍然保留在赫里福德郡山区一个小村子里的那座小房子。
驾车时他回想起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在科威特的街道上和沙漠里;在头顶上方的空中;在巴格达的小巷里和集市里;以及在杰巴尔的山区。因为他是一个隐蔽的人，他至少对一件事情颇为高兴：那就是谁也不会知道。
结束语
所有的战争必须给人以教训。如果没有教训，那么这些仗是白打了，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也就白死了。
海湾战争留下了两个深刻的教训，如果列强们想汲取的话。
首先是世界上三十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的疯狂举措，他们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互相转让百分之九十五的高科技武器及其生产技术，并把它们卖给了疯狂的、具有侵略野心的和危险的国家。
十年来，由于政治上的愚蠢、官僚主义的盲目和公司企业的唯利是图的综合原因，致使伊拉克共和国的统治集团把自己武装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最终部分地摧毁那架战争机器所花的成本大大高于供货所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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