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外面走廊上，六个人的头儿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满目狼藉的房间。医生站在他旁边。
“真是一团糟，对吧?”医生说。
“当地警察会清理干净的，”为首的人说，“这该死的公寓是他们的。”
说着，他关上了门。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房间的门也开着，里面的东西都没动。他把两扇门都带上了。
“没邻居吗?”医生问道。
“没邻居，”科西嘉人说，“我们把整层都包下了。”
医生走在前面，帮忙把仍然神情呆滞的维萨特扶到楼下等候的车里。
救护车快速穿越了法国。十二小时之后，在巴黎郊外的一座城堡似的军营地下室里，科瓦尔斯基躺在一张简易的小床上。和所有的牢房一样，房间的墙刷成白色，污迹斑斑，还生了霉，到处涂着污言秽语或是各种祈祷。房间里又热又闷，充斥着汗臭味和尿骚味，还有墙灰吸湿后的石碳酸味。科瓦尔斯基仰面躺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床脚嵌在水泥地里。除了褐色的垫子和他头下卷着的毯子，床上别无他物。两条结实的皮带绑着他的脚踝，另两条绑在大腿和手腕上。胸口也牢牢拴着一条皮带。他仍然不省人事，只是不规则地深呼吸着。
他脸上的血迹都已清洗干净，耳朵和头皮也缝合了;被打碎的鼻子上贴了一大块橡皮膏。他张着嘴，呼吸时嘶嘶作响，向里望可以看到两颗被打断的门牙的残根。脸上其他地方青肿得厉害。
在浓密的黑色汗毛下面，前胸、肩膀、腹部，都能看到青淤的肿块，那是拳打脚踢和棍棒的结果。他的右腕包着厚厚的绷带。
医生做完检查，直起身来，把听诊器放回包里。他转过身，朝身后的人点点头。那人敲了敲门。门开了，两人一起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看守把两根硕大的钢闩插回原位。
“你们用什么打的他，特快列车吗?”他们一起走过通道的时候，医生问。
“用了六个人才把他制伏。”罗兰上校回答。
“嗯，他们够狠的，差点把他打死了。要不是他壮得像头牛，他早就完了。”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校回答，“他打废了我们三个人。”
“肯定打得很惨烈。”
“确实如此。他现在伤势如何?”
“用外行人的话说，右腕可能骨折——记得吗，我没给他做X光检查——左耳、头皮撕裂。有多处伤口和青肿。有些轻微的内出血，如果恶化会要了他的命，也可能自己会好起来。他天生结实，或许是练出来的。我担心的是他的头。脑震荡是肯定的，是轻微还是严重则很难说。没有头骨骨折的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你的人无能。他的头骨硬得像象牙。不过如果不让他静养的话，脑震荡会恶化的。”
“我需要问他一些问题。”上校盯着手上闪烁的烟头说。医生的监狱诊所和通向底层的楼梯是两个方向。两个人停了下来。医生看着行动分局的头头，有些反感。
“这里是监狱，”他平静地说，“没错，它是用来对付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的。但我仍然是个医生。在这个监狱里，无论在哪儿，我所说的都事关犯人的健康。往那边走，那个走廊，”他把头向后晃了一下，指向他们来的方向，“是你的地盘。那里发生什么都与我无关，我在那里也没有发言权。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在那个人恢复之前用你的方法‘问’他问题，他要么会死，要么会变成一个疯子。”
罗兰上校听着医生的警告，无动于衷。
“他需要多久才能复原?”
医生耸耸肩：“说不准。也许明天他就能恢复知觉，或者再过些日子。即使他苏醒过来，也不宜接受审问——从医学角度来说，要至少两个礼拜才能审讯。这还仅仅是在轻微脑震荡的情况下。”
“可以用一些特别的药。”上校轻声说。
“是的，有。但我不想开那种药。你们也许能弄到那些药，对你们来说并不困难。但绝不是从我这儿。无论如何，他现在说不出什么对你们有任何意义的东西。那很可能只是胡言乱语。他的脑子乱成一团。他也许能清醒过来，也许不能。但即便能，也得让他的脑子按照自己的时间清醒。引发幻觉的药物只会制造白痴，对你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用。很可能要一个礼拜他才能睁开一只眼。你还是耐心等等吧。”
说完他转身走回诊所。
但是医生错了。三天后，八月十日，科瓦尔斯基就睁开了眼。也就是在这一天，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审问。
豺狼从布鲁塞尔回来后花了三天时间为他即将到来的任务做着最后的准备。他去了汽车协会总部，口袋里装着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新驾照。他在那儿弄了一张同样名字的国际驾照。
他在一家专门卖二手旅行用品的商店里买了一套皮质衣箱。其中一个装着用来化装成哥本哈根的佩尔·詹森牧师——如果需要的话——的衣服。收拾行李前，他把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衣、圆领和黑披肩上的英国生产商的标签都拆了下来，换上了从哥本哈根买的那三件衬衣上的丹麦生产商的标签。这些衣服再加上鞋子、袜子、内衣以及那身深灰色的轻便套装，是为了某天装扮成詹森牧师用的。在同一个箱子里还装着用来扮美国学生马蒂·舒尔勃格的衣物——运动鞋、袜子、牛仔裤、衬衣和风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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