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拿起其中一张纸，左边列了一个名单，以及一系列的时间。
“七个都定好了，”他说，“先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处长开始，七点十分。华盛顿时间是凌晨一点十分。考虑到美国时间比我们晚，我先和他订好的。”
“然后是布鲁塞尔，七点半;阿姆斯特丹，七点四十五分;波恩，八点十分;约翰内斯堡，八点半;苏格兰场，九点;最后是罗马，九点半。”
“都是各国凶杀处的负责人?”勒贝尔问道。
“是，或者是相应职务的人。苏格兰场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刑事助理警务处长。看来他们的城市警察系统里没有凶杀处。除此之外，除了南非，都是凶杀处的头儿。我实在找不到凡·鲁伊斯，所以您将和助理警务处长安德森通话。”
勒贝尔想了一会儿。
“很好。我更希望是安德森。我们曾经一起办过一次案子。还有语言问题，他们之中，三个说英语。我估计只有比利时的会讲法语。其他人如果需要的话，差不多也能说英语——”
“德国的那个迪特里希会说法语。”卡伦插嘴道。
“好，那我就直接和讲法语的说。其他五个，我得让你给我在分机配个口译员。我们该动身了，走吧。”
六点五十分，两个警探乘警车来到窄小的保罗·瓦勒利路，在一扇绿色大门外停下。这里就是国际刑警的总部。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勒贝尔和卡伦窝在地下通讯室的电话旁，和世界顶级刑警的老大们通电话。高频信号就是从这座建筑物屋顶交错高耸，仿佛豪猪棘刺一样的天线发射出去，穿越三大洲的。信号先是飞越平流层，在其上的电离层反射，然后返回几千英里之外的地面，最后到达另外一根从某个房顶伸出的铝杆上。
波长和干扰器都可以保障通话不被截听。在整个世界都在品尝早晨的咖啡或者睡前的最后一杯酒时，探长们正在电话里紧张地联系着。
每一通电话前，勒贝尔的要求都差不多。
“不，警务处长，我目前不能把我对您的帮助请求设定为两国警方之间的官方请求……当然，我会以官方身份行动，只是目前我们并不确定，究竟是刚刚形成犯罪行动的意图，还是已经进入实地准备阶段。目前只是初露端倪，纯属例行调查……嗯，我们在找一个人，关于这个人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外貌特征描述也只是个大概……”
每次通话他都尽可能地把自己知道的讲给对方听。但对话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些外国同事总会问到一个让他难堪的问题。他们每个人都问他，为什么要找他们帮忙，有没有什么线索他们可以据以提供帮助。每当这个时候，他只能报以一阵尴尬的沉默。
“现在只知道这些;这个人到底是谁或者可能是谁，他必然有某种资质让他出类拔萃。他应该是世界上顶级的职业杀手之一……不，不是黑帮枪手，可能是一个有几次成功刺杀记录的政治刺客。如果你们的档案里有这样的人，甚至他从未在你们的国家行动过，我们也很感兴趣。或者是任何一个让你们忽然想起来的人。”
这段话说完后，电话那头都会不可避免地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对方再开口后，声音往往显得更沉稳、更关切。
虽然勒贝尔不能明说，但这些西方世界主要国家的凶杀处头头们不会不明白他所暗示的意思。对于这一点，勒贝尔从没抱有一丝幻想。法国只有一个目标会使第一流的政治刺客感兴趣。
毫无例外，回答都是一样的：“是的，当然。我们会为你查阅所有的档案。我尽量今天就给你回复。喔，另外，克劳德，祝你好运。”
勒贝尔最后一次挂上电话听筒时心想，这七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总理要多长时间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种级别的消息，就是普通警察也得向那些政治家们汇报的。不过他很肯定这些部长和总理们会保密的。毕竟，在这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凌驾于政治分歧之上的强有力的默契。他们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统治者俱乐部。他们一起面对共同的敌人。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比一个政治刺客的行动更有威胁呢?不过勒贝尔同样清楚的是，如果这次调查真的让媒体知道并且披露出去，那全世界都将为之震动，而他也就完了。
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英国人。如果只限于警界，他是可以相信曼林逊的。但他知道，天亮之前曼林逊的上级一定会知道这个消息。就在七个月前，夏尔·戴高乐才刚粗暴拒绝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自从戴高乐将军在一月二十三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之后，即使是勒贝尔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伦敦外交部对法国总统的激烈措辞充满了火药味。这会儿他们会趁此机会报复这个老头吗?
勒贝尔盯着面前已经没有声音的送话器面板;卡伦则在一旁安静地望着他。
“走吧，”这个小个子警长说着，从凳子上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咱们去吃点早饭，尽量睡一会儿。现在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刑事助理警务处长安东尼·曼林逊挂上电话，离开通讯室。他眉头紧锁，连进来接早班的年轻警官向他敬礼都没有看到。他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仍然紧皱着眉头。他的办公室宽敞、朴素，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泰晤士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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