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托马斯刚接起电话他就报出一个名字。
“这个人怎么了?”托马斯问。
“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出生于萨姆本·费什利，圣马可教区。今年七月十四日用正式表格通过正规途径申请了一份护照。护照于次日核发，并于七月十七日邮寄到了申请表格上登记的地址。这个地址很可能是一个住宅地址。”
“为什么这个人有问题?”托马斯问，他不喜欢等待。
“因为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两岁半的时候在他家乡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
托马斯想了一会儿。
“过去一百天里还有多少核发的护照没查?”他问道。
“大概还有三百个。”电话里的声音答道。
“让别的人接着查剩下的，以备万一那堆里还有假冒的，”托马斯指示道，“让别人负责那一组。你去查一下护照寄送的这个地址。一找到就打电话向我汇报。如果那个地址有人在，就问问房子的主人。把这个假冒的杜根的全部详细情况和护照申请表上的照片带给我。我要看看凯斯洛普这家伙化了装之后的模样。”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这个高级督察回电话了。要查问的地址是一家卖烟和报纸杂志的小铺子，在帕丁敦，就是那种有面窗户上到处贴着妓女揽活儿的地址卡片的小店。店主住在铺面楼上，他被喊起来，承认说他经常为没有固定地址的顾客收邮件，收取费用。他不记得这个叫杜根的顾客是不是经常来，可能他就来过两次，一次是来约定在他这儿收信，第二次来取走了他等的那封信。督察向这个卖报刊的出示了凯斯洛普的照片，但他没认出来。他也给他看了申请表上的杜根的照片，这个人说他觉得他记得这第二个人，但不是很确定。他觉得那个人可能戴了一副墨镜。他的铺子柜台后面摆了很多色情杂志，很多来他这儿买这些的人都戴着墨镜。
“把他带来，”托马斯命令道，“你也一起回来吧。”
然后他拿起电话，让接线员接巴黎。
电话又是在晚上会议开了一半的时候打来的。勒贝尔警长刚解释完他认为凯斯洛普毫无疑问在法国没用自己的名字，除非他通过渔船偷渡到了乡村，或是在某个偏僻的边防哨所潜入法国境内。他个人不认为一个职业刺客会那样做，因为那样的话，他的护照上就没盖入境戳，那样随后在法国任何检查点，他都会因持有他本人的护照而被捕。
法国境内的酒店也没有找到用查尔斯·凯斯洛普本名入住的人。
这个观点为中央档案局局长，边境检查处负责人，以及巴黎警察局局长所证实。所以会上没有争执。
勒贝尔分析道，有两种可能，如果这个人认为自己不会被怀疑而不准备使用假护照，那这种情况下，对他伦敦寓所的突袭就该能抓住他了。勒贝尔说他并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托马斯警司的人在豺狼伦敦寓所发现衣柜和抽屉里都半空了，洗漱用品和剃须用具也不见了，这都表明，这个人离开伦敦，从他的住所消失，肯定是有计划地去了什么地方。这一点也被他的邻居证实。那个邻居提供线索时说，凯斯洛普曾经说过要驾车去苏格兰旅游。不过英国和法国的警方都没有理由相信这会是真的。
第二种可能，这个凯斯洛普已经有了一份假护照。英国警方目前正在找这份假护照。这种情况下，他或者现在不在法国境内，而在别的什么地方完善他的准备工作;或者可能他已经在未被怀疑的情况下进入了法国。
基于这一点，与会的几个人开始提出质疑。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在这儿，在法国，甚至是在巴黎的市中心?”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提醒道。
“问题是，”勒贝尔解释说，“他有他的时间表，而且只有他知道。我们已经调查了七十二个小时，仍无法知道我们接触到了这个人的时间表上的哪一点。我们能够有把握的是，这个刺客除了知道我们已警觉到存在着一项暗杀总统的阴谋之外，并不知道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因此只要我们辨明了这个用新名字的人的真面目，并且探明了他的行踪，我们就极有希望逮住一个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落网的人。”
但会议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一想到这个杀手甚至就在他们身边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而且按这个人的时间表，也许刺杀总统就在明天，每个人都非常焦虑。
“当然，也可能，”罗兰上校沉思着说，“他从罗丹那里获悉，或是从那个中间人瓦尔米处得知，他的计划原则上已经暴露，所以凯斯洛普离开他的寓所去处理他所做的准备。比如说，枪，子弹，这些现在甚至都已经被扔进苏格兰的哪个湖里了。这样他就可以干干净净地回到他本国的警察面前了。这种情况下很难起诉他。”
与会的人仔细想了想罗兰的设想，赞同的人显然越来越多。
“上校，那就请您告诉我们，”部长说道，“如果你受雇执行此项任务，即使你的真实身份仍未暴露，但已经知道计划败露，你会怎么做?”
“部长先生，这是必然的，”罗兰上校回答道，“如果我是一名有经验的刺客，我就会认识到，肯定哪里有了我的一些档案材料。计划既然暴露，那警察登门造访和搜查住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所以我要销毁证据，没有比苏格兰的某个偏僻的湖泊更好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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