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伦丁四下看了看，心里很不痛快。对这个女人再喊也没什么用。这个人开着出租车，还兼做一点汽车修理工作。
“这个星期五的早上他有没有送过什么人?”他耐着性子问道。
“有的，先生。因为没客人，他从车站回来了。然后接到咖啡馆的电话，有人要叫出租车。他刚把一个轮子卸下来，生怕客人会离开搭乘其他出租车。所以他把轮子装回去的二十分钟里一直骂骂咧咧的。然后他走了，拉到了活儿，但他没说他送他去了哪里，”她吸了吸鼻子，“他不跟我说太多的。”她又补充解释了一句。
瓦伦丁拍了拍她的肩膀。
“好的，夫人。别着急。我们等他回来，”他转身对一个警士说道，“叫一个人去主火车站，另一个去广场咖啡馆。你知道这辆出租的牌号对吧。他一露面我就要见他——快去!”
他离开汽修间，大步走向自己的汽车。
“去警局。”他说道。他已经把搜捕总部换到了伊格尔顿警察局，这里可是有年头没见过这阵仗了。
豺狼把装着他的英式衣物的箱子和亚历山大·杜根的护照一起扔进了距图勒六英里的一个深谷里。它已经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箱子翻过桥的护墙，坠了下去，一头扎进谷底浓密的灌木丛，消失了。
豺狼开着车在图勒转了一圈，找到了火车站，然后把车毫不引人注意地停在了三条街之外的地方，然后拎着他的两个箱子和手提箱，走了半英里，来到铁路订票处。
“我想买一张去巴黎的单程车票，二等车厢，谢谢，”他对售票员说道，“多少钱?”他透过金丝边眼镜看着坐在小隔间里卖票的售票员。
“九十七新法郎，先生。”
“请问下一班火车是几点?”
“十一点五十分。您大概还要等一个小时。月台那边有一家饭店。去巴黎的火车停靠一号站台。很高兴为您效劳。”
豺狼拿起行李，走向检票口。检过了票，他又拎起行李，继续向前走。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请出示您的证件。”
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很年轻，他极力做出比他实际年龄更老成的样子。他的肩上挎着一支冲锋枪。豺狼再次放下行李，掏出他的丹麦护照。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翻看了一下，一个字都看不明白。
“你是丹麦人?”
“抱歉，你说什么?”
“你，丹麦人。”他用手拍拍护照的封面。
豺狼看着他，高兴地点点头。
“丹麦人……对，对。”
共和国卫队士兵把护照递回给他，向站台点了一下头，没有再问什么，又向前走去，拦下了从检票口出来的另一位旅客。
差不多一点的时候，路易森才回来，他喝了一两杯红酒。他的老婆心烦意乱，把她的悲痛故事一股脑倒给了他。路易森认真想了想。
“我得爬到窗户那边看看。”
他光是找梯子就找了半天。这种东西要用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不过最后总算找到了。他把梯子架在了男爵夫人卧室的窗户下面，靠在砖墙上。路易森晃晃悠悠地爬到梯顶。五分钟后又下来了。
“男爵夫人在睡觉。”他说道。
“但她从来没睡过这么晚。”欧内斯廷不同意。
“哦，可她今天就是睡到这么晚了，”路易森回答道，“别去打扰她。”
去巴黎的火车有些晚点。火车到图勒站的时间刚好是下午一点。在上车的旅客之中，有一位灰发牧师。他坐在包厢的角落里。除他之外，包厢里只坐了两名中年妇女。豺狼取出一副金丝边眼镜，又从他的手提箱里拿出讲教堂和礼拜堂的那本大部头书，看了起来。他已经知道，正点到达巴黎的时间是当晚八点十分。
夏尔·布勒站在路边自己那辆动弹不了的出租车旁。他看了一眼表，骂了一句。已经一点半了，正值午饭时间，而他却陷在了从小镇拉莫兹到伊格尔顿之间唯一的一条路上，车轴坏了。他不停地骂着。他可以丢下车，试着走到下一个村庄，搭公共汽车到伊格尔顿，然后晚上再找一辆维修车回来。但是，单只这一项就要花掉他一个星期的收入。而且这辆车的车门没有锁，他的财产都绑在这辆破出租车上。最好还是别离开，以免那些村里的小孩来偷东西。最好耐心点儿，等一辆卡车来，把他拖回伊格尔顿。他没带午餐，不过储物盒里还有一瓶红酒。嗯，差不多也快喝完了。在出租车底下爬来爬去干活实在渴得很。他爬进车后座等着。这时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不等到傍晚凉快一点，是不会有卡车来的。农民们这时也都在午睡，他也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吧。
“你说他还没回来是什么意思?这个混蛋去哪儿了?”瓦伦丁局长冲着电话吼道。他坐在伊格尔顿警察局里，给等在出租车司机家里的警员打电话。对方的声音含含糊糊，似乎有些抱歉。瓦伦丁掼掉电话。整个早上，包括午餐时间，设置路卡的警车不断用无线电报告着任务达成。但在伊格尔顿周围二十英里半径范围内，甚至和那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有一点点相像的人都没有找到。夏日炎炎，昏昏欲睡的市镇这会儿很安静，人们都午睡去了，仿佛于塞勒和奥弗涅省首府来的二百名警察根本不曾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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