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检查：正常，但非常快，这是颅脑可能损伤了的另一种迹象。人脑的意识状态按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来说，最高为十五。完全清醒、意识清晰时是十五比十五。指数表明，伤员现在的昏迷指数是十一比十五，而且在不断下降。数字三是重度昏迷，再下降，就是死亡。
“去皇家伦敦医院，”他高声喊道，盖过了救护车的警报声，“急诊室，还有神经外科。”
司机点点头。其他轿车和卡车都已经靠边停下了车，于是他闯红灯穿过一个十字路口，然后转向白教堂疾驶而去。位于白教堂路上的皇家伦敦医院有一个设施先进的神经外科。离救护车位置较近的那家医院没有神经外科，不过，如果需要神经外科治疗，多开几分钟路程很有必要。
司机与控制中心通话，报出他在南托特纳姆的确切位置以及预计抵达皇家伦敦医院的时间，要求急诊室的抢救小组做好准备。
坐在救护车里的急救员是对的。头部重伤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之一，尤其是在遭到袭击之后，是整个脸部和头部的软组织会迅速隆起，变成一张面目模糊、巨大而又肿胀的滴水嘴兽[27]的脸。这个伤员还躺在人行道上时，面孔就已经开始发肿;当救护车驶入皇家伦敦医院的急诊室停车道时，他的脸已经肿得像一只足球了。救护车后门被迅速打开，担架放下来，传到了抢救小组的手中。医学顾问卡尔·贝特曼先生手下有三位医生：一位麻醉师，两位初级医生;另外还有三名护士。
他们围住担架，把伤员(仍躺在担架上)转移到他们自己的担架车上推走了。
“担架要还给我。”急救员喊道，但没人理他。他不得不第二天再来取回担架。警察也跳下车来。
“我应该去哪里?”他问道。
“去那里，”急救员说，“但别挡路。”
警员顺从地点点头，从旋转门进去了。他仍想着能从伤员这里得到口供，但他唯一听到的话来自一位高级护士。
“坐在这里，”她说，“别碍事。”
不到半个小时，天堂路已是人声鼎沸。在当地被称为“多佛尔监狱”的多佛尔街警署派来一位穿制服的督察负责侦查工作。案发现场的街道两头已经被条纹带隔离开来，十几名警察在那里忙碌，集中查访沿街的商店及其上面的六层公寓。案发现场对面的公寓楼尤其受重视，因为如果从那里朝下看，也许能看到犯罪的全过程，但这工作收效甚微。老百姓的反应从真诚的抱歉到断然否认和勃然大怒。挨家挨户敲门查询的工作还在继续。
那位督察很快便致电刑事调查局的同级警官，因为这显然是侦缉人员的工作了。在“多佛尔监狱”，正在食堂里悠闲地喝茶饮酒的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被艾伦·帕菲特侦缉警司叫去，艾伦要求他接手天堂路的抢劫案。杰克声称正在处理一系列窃车案和一件交通肇事逃逸案，而且第二天上午要去法院。他的申诉没有成功。人手紧张，没有办法。八月，讨厌的度假月份，他很不高兴地离开了。
他与搭档卢克·斯金纳侦缉警长差不多和警方搜查顾问同时抵达现场。警方搜查顾问团队从事的是一份极不愉快的工作。他们身穿厚厚的连体工作服，戴着防护手套，任务是在犯罪现场寻找线索。但线索通常不是马上就能找到的，所以工作程序是搜集、装袋，之后再去分拣、辨认。这工作又脏又累，还得手脚并用，在一些令人讨厌的场所爬着进行。青林园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地方。
“他们偷走了一只钱包，杰克，”已经与帕特尔先生谈过话的那位督察说，“而且其中一名袭击者的鼻子被打破了。他逃跑时，撩起T恤衫用下摆捂住了脸。也许有血洒到了地上。”
伯恩斯点点头。警方搜查顾问们手脚并用地在发臭的水门汀路面上寻找物证，穿制服的警察们则努力在找其他的目击证人。这时，杰克·伯恩斯走进了维吉·帕特尔先生的商店。
“我是伯恩斯探员，”他自我介绍，并出示了证件，“这位是斯金纳警官。我想，你就是拨打999报警电话的人?”
帕特尔先生给杰克·伯恩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恩斯是德文郡人，加入伦敦警察厅已经三年了，一直都待在“多佛尔监狱”。在他的家乡德文郡，人们随时随地愿意尽力帮助警察，但伦敦东北地区则完全不同。帕特尔先生使他想起了德文郡。帕特尔先生是真心想提供帮助。他的证词详细、清楚、准确。在斯金纳做的冗长笔录中，他确切地解释了所看到的一切，清楚地描述了袭击者的衣着。杰克·伯恩斯很喜欢这样的人。如果在安特布和埃德蒙顿地区发生的所有案子，都有像维吉·帕特尔那样的证人就好了。当他在斯金纳警长的手写笔录上签名时，黄昏开始降临青林园小区。
“如果你愿意，先生，我想让你到警署来看一些照片，”伯恩斯最后这么说，“你也许能指认这两个人。如果我们能够确切知道应该找的是什么人，那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帕特尔先生表示抱歉。
“今天晚上不行，请你们谅解。现在店里就我一个人，而我晚上十点才关门。但明天我弟弟会回来，他去度假了。你们也知道，八月份是度假的季节。明天上午我可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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