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西塔特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没有讥讽的神色，更像是同情。然后他做出了奇怪的举动。他俯身在伯恩斯的耳边轻声说话。刑警闻到了一股高贵而稀有的香水味。
“这也许会使你惊讶，伯恩斯先生，”那声音耳语着，“但这与正义的胜利有关。”
然后他就离开了，通过旋转门走了出去。恰好在这个时候，一辆宾利轿车驶了过来。范西塔特把公文包扔进轿车后座，随后钻了进去。宾利汽车起动加速，从视线里消失了。
“呸，胜利个屁。”伯恩斯怒吼道。
正是午饭时间。他决定步行两英里回警署去。走到半路时，他的传呼机响了起来，是警署在呼他。他用手机回电。前台值班的一位同事接听了。
“有位老家伙在这里等着见你。他说他认识死者。”
那人原来是一位年老的退休人员，而且是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伯恩斯在一间接待室找到了他：在一块“禁止吸烟”的警告牌下正安静地抽着香烟。他们立即交谈起来。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克拉克，“但大家都叫我诺比。”
伯恩斯和诺比·克拉克面对面地坐在桌前。这位侦缉督察翻开笔记本。
“为作记录，请告诉我你的全名和地址。”
在记载诺比居住的城镇时，他停下了。
“威尔斯登?那有几十英里远呢。”
“我知道它在哪里，”那位退休人员说，“我就住在那里嘛。”
“死者呢?”
“当然也在那儿。那就是我们相遇的地方，不是吗?”
他是那种喜欢在陈述句后面加上一个不必要的疑问词，把句子变成疑问句的伦敦人。
“你远道而来为的是告诉我关于他的事?”
“似乎这样才对，他已经死了。”诺比说，“你们应该去抓住打死他的那些歹徒。把他们关起来。”
“我抓住他们了，”伯恩斯说，“法庭刚刚把他们放走了。”
诺比·克拉克大吃一惊。伯恩斯从抽屉里找出一只烟灰缸，老头子把香烟掐灭了。
“真是无法无天。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将来怎么办。”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觉得。好吧，谈谈那个死者。他叫什么名字?”
“彼得。”
伯恩斯记了下来。
“姓什么?”
“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他。”
伯恩斯默默地等了一会儿。
“我们认为，那个星期二他大老远来伦敦东部，为的是把一些花放到本地公墓的一座坟上。那是他母亲的吗?”
“不，他没有双亲。自幼就没了双亲，是个孤儿。在巴纳多孤儿院里长大。你说的肯定是他的梅姨了。她是他的监护人。”
伯恩斯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小男孩，以及一位和善的妇女努力使他重新建立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在她去世二十年后，他依然在她生日时把鲜花放到她的坟前。十八天前的这次献花，要了他的命。
“那么你是在哪里遇见这位彼得的?”
“俱乐部。”
“哪个俱乐部?”
“社会服务管理局。我们坐在一起，每星期都那样。他们给我们椅子。我有关节炎，他有条瘸腿。”
伯恩斯能想象出他们坐在社会服务管理局里，等待其他领取的人群渐渐退去。
“那么在你们坐着等待的时候，你们聊天吗?”
“是的，聊了些。”
“可你从来没问过他姓什么?”
“没有，他也从来没问过我，不是吗?”
“你去那里是领取养老金吧?他去那里干什么?”
“残疾抚恤金。他可以领取百分之三十的残疾抚恤金。”
“是那条腿。他有没有说起过腿是怎样弄残的?”
“当然说过。他当过兵。在空降兵部队。有一次夜间空降，遇上大风，把他摔向一堆岩石。降落伞拖着他在乱石堆里翻滚了半英里。当战友们找到他时，他的右腿已经粉碎性骨折了。”
“他失业了吗?”
诺比·克拉克不屑一顾。
“彼得?从来没有。不属于他的钱，他一分也不会拿。他是个守夜人。”
当然。孤身居住，孤身工作。没人会上报他的失踪。而且碰巧他工作的那家公司在八月份放假歇业了。讨厌的八月份。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报纸。他的死讯刊登在了《标准晚报》上。”
“那是九天之前登载出来的。你为什么等了那么久?”
“八月份。八月份我总是要去怀特岛的女儿家住上两个星期。昨晚才回来。真高兴回到城里，海上的大风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他轻轻咳了一声，又点上一支香烟。
“那你是怎么会看到九天前的一张报纸的?”
“土豆。”
“土豆?”
“马铃薯。”诺比·克拉克耐心地说。
“我知道土豆就是马铃薯，诺比。但土豆与死者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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