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树林中，把早饭时吃下的香肠和黑面包全都呕了出来。我想把他们全都杀掉，但他们人太多了，我也太害怕了。当我还在呕吐时，我听到了一阵排子枪声。他们枪杀了其他五个孩子，还有那个把美国人带来的波斯尼亚援助人员。所有的尸体都被扔进那个粪坑里。然后其中一个人发现，那辆越野车两侧车门上的“面包和鱼”的字样只是用胶带纸贴上去的。他们很容易地把贴纸揭了下来。
当我们驾车离开时，那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除了草地上孩子们鲜红醒目的血迹和几只黄锃锃的子弹壳。那天晚上，季利奇把那些美元瓜分了。他给了每个人一百美元。我拒绝接受，但他坚持我至少接受一张纸币，以确保我是“其中一员”。
那天晚上，我试图在酒吧里把这钱用掉，但他看见了，大为光火。第二天，我告诉他我要回家，回贝尔格莱德。他威胁我说，如果我胆敢把我所看见过的事吐露哪怕是一个字，他就会找到我，肢解我，杀了我。
我早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是我对他的恐惧，使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沉默，即使那个英国人一九九五年来问我的时候，我也保持沉默。但现在我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在荷兰或美国的任何法庭上指证，只要上帝给予我活下来的力量。
我向上帝发誓，我所说的都是真的，除了真相还是真相。
贝尔格莱德市森耶克区，二〇〇一年四月七日。
米兰·拉耶克
那天夜里，私家侦探发了一份长长的信息给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史蒂夫·埃德蒙。
发回来的指令是清楚明确的：“到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找到我的外孙或者他的遗物，并把他带回家，带回美国。”
第十三章 粪池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随着《代顿协定》的签署，和平终于来到了波黑。但五年之后，战争的创伤甚至还没有遮掩起来，更不用说治愈了。
波黑从来就不是一个富庶的共和国。它没有达尔马提亚海岸可以吸引游客，也没有矿产资源，只有山区和林地之间的有限耕地上的低技术农业。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恢复，但对社会的破坏更为严重。只有不到一两代人的时间，很难想象塞族人、克族人和波黑穆斯林还会接受相邻地生活在一起。即使相隔几英里也不行，除非用武力强行把他们圈在一个院子里。
一些国际机构又在妄言重新统一，恢复相互间的信任，由此开始了要把已经损坏、无法修补的东西重新拼凑起来的无效努力。
管理这个破碎国家的任务，落到了一位联合国高级代表的肩头上。这位副领事在联合国驻前南斯拉夫维和部队的支持下，拥有几近绝对的权力。不过，那些不太愉快的任务，都是一些默默无闻做实事的人承担，其中，最没有吸引力的工作交给了国际寻找失踪人员委员会，缩写为ICMP。
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戈登·培根，前英国警官，他们工作效率很高。ICMP的一项任务就是，倾听成千上万的“失踪人员”家属的口述，并作记录;第二项任务就是去追踪和挖掘自一九九二年起，各种小规模杀戮中死去的几百个受害者;第三件工作是，尽力让找到的遗体与记录的陈述相符合，把头盖和遗骨转交给亲属，按当地的习俗进行埋葬。
如果没有DNA技术，确定死者身份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项新技术意味着，只要亲属提供一滴血液，对比尸体的一块骨头碎片，就能毫无疑问地确认死者身份。到二〇〇〇年时，欧洲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DNA实验室，不是在富裕的西方首都，而是在萨拉热窝，由戈登·培根用少量的基金设立起来并维持运作。为了去见培根，私家侦探格雷西在米兰·拉耶克签署那份指证书两天之后，驱车进入了这个波黑城市。
他用不着带上那位塞族人的资料。拉耶克已经说过，波黑的援助人员法蒂尔·苏勒耶曼在死去之前告诉过他的谋杀者，那个农场就是他家的。戈登·培根颇感兴趣地阅读了一遍拉耶克的陈述。
这种陈述他以前读到过几百份，但一般由幸存者陈述，从来没有出自迫害者的，也从来没有涉及美国人的。他明白，他所风闻的科伦索案子也许已经结案了。他联络了ICMP在特拉夫尼克地区的一位专员，请他给予格雷西先生全面合作。那天晚上，私家侦探在他这位英国同胞的空卧室里过了夜，并于第二天上午驱车北上。
去特拉夫尼克的路途花了两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他于中午时分抵达。他已经与史蒂夫·埃德蒙联系过，外公的血样正从加拿大运送过来。
四月十一日，在一位当地向导的协助下，挖掘小组离开特拉夫尼克奔赴山区。在清真寺询问之后，很快就找到了两个认识法蒂尔·苏勒耶曼的人，而且其中一个人知道山上的苏勒耶曼家的农场。他坐在了领头的一辆越野车上。
挖掘小组带来了防护衣物、呼吸器具、铁锹、软刷子、格筛和盛放物证的塑料袋，以及为完成他们这项可怕工作的其他必需工具。
这个农场与六年之前基本相同，只不过青草更加茂盛了一些。没人来认领过它;苏勒耶曼一家显然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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