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开了她，朝着教授点点头，然后大步走向他那辆豪华轿车。当司机驶向去R街的那条上坡路时，他从仪表板上取下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在国会山的某个地方，一名秘书来接听了。
“给我接彼得·卢卡斯参议员。”他说。
当新汉布什尔州的卢卡斯参议员听到埃德蒙先生来电的消息时，他的脸收紧了。在战争白热化时结下的友谊可以延续一辈子。对史蒂夫·埃德蒙和彼得·卢卡斯来说，他们的友谊已经维持了五十六年。自从在一个春天的上午，他们一起坐在英国的一个草坪上，为他们各自国家的永远不能回家的那些年轻战友们哭泣时，他们就结成了兄弟般的友情。
双方都知道，当一方有事相求时，另一方会为他的朋友赴汤蹈火。现在这位加拿大人有事相求了。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个聪明之处是，虽然他自己是一个民主党人，但他时刻准备着可能会在其他党派中发现可用之才。珍珠港事件后，他在一场足球比赛中招募了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并请他组建战略情报局。
他招募的那个人就是威廉·多诺万，人称“狂野比尔”，是一位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西线指挥过第六十九团。此后，多诺万因为有经验丰富的律师背景，成了赫伯特·胡佛手下的司法部副部长，然后又当了多年的华尔街法律顾问。罗斯福看中的并不是他的法律知识，而是他的战斗才智，那是这位政治家要创建美国第一个国外情报机构和第一支特种部队所需求的品质。
未经多少犹豫，这位老将就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群聪明能干的年轻人作他的帮手。包括阿瑟·施莱辛格、戴维·布鲁斯和亨利·海德，他们后来都得到了提拔重用。
那时候，出身豪门并在纽约曼哈顿和长岛长大的彼得·卢卡斯，正在普林斯顿大学上二年级。在珍珠港事件的当天，他决定要去参军上前线。他的父亲决不允许这种事。
一九四二年二月，这个年轻人违背父亲的意愿辍了学，他所有的学习兴致全都消失了。他到处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事情，一心想要当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私下去参加了飞行培训课程，结果发现自己老是晕机。
一九四二年六月，战略情报局成立。彼得·卢卡斯立即去报名并被录取了。他以为自己会在脸上涂着黑炭，在夜晚被空投到德军阵线的后方。但实际上，他经常去参加鸡尾酒会。多诺万将军需要一位体面而又灵活的第一流的副官。
他在近距离看到，战略情报局正在全力投入在西西里和萨莱诺登陆的准备工作，于是请求去参加战斗。要耐心，领导告诉他。这如同把一个小男孩带到糖果店里，却只让他待在玻璃柜台外面，只许看不许拿。
最后他去找将军并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我在您的指挥下战斗，要么我去参加空降兵。”
从没人给“狂野比尔”多诺万下过最后通牒。他凝视着这个年轻人，也许看到了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他自己的影子。“两个都参加，”他说，“但把顺序倒过来。”
在多诺万的支持下，一路都是绿灯。彼得·卢卡斯甩掉了他不喜欢的平民衣服，去贝宁堡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强化训练班，出来时就已经是一名空降兵少尉了。
他错过了诺曼底登陆战，因为那时他还在伞兵学校。毕业后，他回到了多诺万将军身边。“您答应过我。”他说。
彼得·卢卡斯得到了他的那顶降落伞，在一个清冷的秋夜，他被空投到意大利北部德军战线后方的山区里。在那里，他遇上了意大利游击队员，他们是忠诚的共产党人;还有英国的特种部队，他们似乎非常悠闲，没有什么事可以表现他们的忠诚。
两星期之后，他获悉这支“悠闲”的小分队也在执行敌后的战斗任务。他加入的杰德伯勒分队里，有一批最勇敢、杀敌最多的战斗英雄。
他在山区里熬过了一九四四年的严冬，几乎马上就可以毫发未伤地坚持到战争结束了。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和五个战友遭遇了还在该地区活动的德国党卫军别动队。双方交了火，他的左臂和左肩挨了两颗斯梅塞冲锋枪的子弹。
他们在荒郊野岭上，没有止痛的吗啡，忍着剧痛经过一个星期的行军之后，才找到一支英国的前线部队。在现场做了手术，打上一针吗啡，又迷迷糊糊地被送上一架解放者飞机后，他被转移到伦敦一家设备完善的医院里重新接受治疗。
恢复体力后，他被送进苏塞克斯海岸边的一座疗养院里。在那里，他与一个正在治疗断腿的加拿大飞行员同一个病房。两个病友一起下棋打发时间。
回家之后，他干得如鱼得水。他进了他父亲在华尔街的公司，最终接手了管理工作，成了一个金融界巨头，并于六十岁时开始从政。二〇〇一年四月，他的新汉布什尔州议员的任期已经到了第四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他刚刚见证一位共和党总统当选。
当听到是埃德蒙的电话，他告诉秘书暂时切断所有其他电话，然后他的声音传到了十英里之外的豪华轿车。
“史蒂夫，很高兴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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