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失的司机。”
“非常冒失。把他反复碾了两次，然后驾车走了。”
“真令人沮丧。”
“就这么杀人灭口了。即使在流亡中，季利奇也照样能够在贝尔格莱德雇凶杀人。”
“有受害人母亲的地址吗?”
“等一等。我们送过一只花圈，肯定是送到那套公寓里的。”
他找到了地址并向他的客人道了别。
“最后一个问题，”德克斯特说，“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六个月之前，刚过完新年的时候。给你一句忠告，巴尼斯先生。还是写写关于拉茨纳托维奇的事吧。那比较安全，因为他已经死了。别去碰季利奇，他会杀了你的。对不起，失陪了，今天是付印日。”
那个地址是新贝尔格莱德二十三号楼。德克斯特在宾馆里买那份的市区地图上找到了新贝尔格莱德。那是一个相当荒凉的市区，夹在实际上并非蓝色的多瑙河及其支流萨瓦河之间，隔着这两条河流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遥遥相望。
在共产党当政时期，住宅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为工人阶级建造高大的公寓楼。于是在新贝尔格莱德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用混凝土浇灌成一个大蜂窝，里面的每一套小公寓都有一扇房门通向一条长长的、朝一侧敞开的走廊。
有些楼房保养得稍好些，有些则很破败。这取决于居民收入的档次，以及维修的档次。二十三号楼里爬满了蟑螂。彼得罗维奇夫人住在九楼，电梯已经坏了。德克斯特可以一口气跑上去，但他不知道那些上了年纪的居民是如何去对付的，尤其是他们似乎全都是瘾头很大的烟民。
自己一个人单独去那里看望她不会有太大的收获。估计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塞—克语。凯悦酒店总台的一位漂亮而聪敏的姑娘，接受了他的请求愿意帮助他。她正在为结婚而积钱，在下班后工作一个小时能赚到两百美元是很划算的。
他们在七点钟到达了，去得正是时候。彼得罗维奇夫人是一位清洁女工，每天晚上八点钟要出发去河对岸的办公楼里通宵打扫卫生。
她是那种被生活压垮了的人，那张布满了皱纹和没有生气的脸说明了一切。她很可能只有四十几岁，但看上去快七十岁了。她的丈夫在工厂里的一次意外事故中死去，几乎没有得到过什么补偿;她的儿子被杀死在她自家的窗户底下。如同赤贫的家庭突然有富人来访，她的第一反应是怀疑。
德克斯特带来了一束鲜花。她上次收到鲜花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宾馆服务员安娜姑娘把那些花分插在这个小小的破败房间里的三个地方。
“我要对发生在斯兰奇科身上的事件写一篇报道。我知道这样做无法使他起死回生，但我也许能够揭露那个害死他的坏人。你愿意帮助我吗?”
她耸耸肩。
“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说，“我从来不过问他的工作。”
“他死去的那个晚上……他身上是不是带着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尸身被搜查过了。他们拿走了一切东西。”
“他们搜查了尸体?就在街上?”
“是的。”
“他有什么文件吗?他是不是留下过什么笔记?在这套公寓里?”
“是的，他有过一堆纸片。还有他的打字机和钢笔。但我从来没去看过它们。”
“我能看看吗?”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被他们拿走了。全部拿走了。甚至连打字机的色带也被拿走了。”
“警察?”
“不，是那些人。”
“什么人?”
“他们回来过。车祸两个晚上之后。他们逼我坐在一边的角落里，到处搜了一遍。拿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他曾经为科贝奇先生工作的东西一件也没有留下来?”
“只有一张照片。我当时忘了那张照片。”
“请给我说说那张照片。”
经安娜翻译后，那张照片的来历和事情经过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了。在他死去之前三天，斯兰奇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去参加了一个新年酒会，但红葡萄酒玷污了他的西装。他的母亲把它放进一只洗衣袋里准备以后去洗。
在他死后，这事就没有意义了。她也忘了那只洗衣袋，歹徒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问她。当她整理死去的儿子的衣服时，那件沾有葡萄酒污渍的西服倒了出来。她快速地去掏了掏口袋，看看儿子是否忘了钱，但她摸到了一张半硬半软的卡片。那是一张照片。
“你还保留着吗?我能看看吗?”德克斯特问道。
她点点头，走向房间角落里的一只针线盒。
照片里是一个男人，在没有防备时被拍到的，他在最后时刻看到了摄影师。他试图抬起一只手去掩盖自己的脸，但照相机的快门抢在了前面。他被正面拍摄到了，挺着腰杆，穿着一件衬衣和便服外套。
这张照片是黑白的，没有专业摄影的清晰水平，但经放大和增强之后，是德克斯特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照片。他回想了一下他在纽约发现的、现在放在他的手提箱夹层里的那张少年时期的照片，和在鸡尾酒会上的那张照片。它们全都有点粗糙，但肯定是同一个人。是佐兰·季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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