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十年里，兰利受到了监督委员会官僚主义体制的制约。没有书面签署的命令，任何情报官不得下达杀人的指令。对于像布尔那样的人，暗杀的签名必须来自中央情报局局长本人。
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是威廉·韦伯斯特，是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本本主义的前法官。要想从威廉·韦伯斯特那里得到一份杀人手渝，其难度如同试图用一把钝茶匙想从马里奥监狱越狱一样。
但是毫无疑问，在是谁杀了布尔这个谜中，以色列的摩萨德当然是脱不了干系的。整个新闻媒介和布尔的大多数亲友都得出了这个结论。布尔曾为伊拉克工作过，而伊拉克是以色列的敌人。
世界上主要情报机构中，摩萨德是最小、最冷酷无情和最雄心勃勃的。毫无疑问，它在过去执行过许多暗杀任务，使用三个基顿队中的一个——基顿这个词是希伯来语，是刺刀的意思。基顿队员来自摩萨德的战斗部，都是些隐蔽的、身手不凡的外勤特工队员。但即使摩萨德也有其做事的规矩。
摩萨德杀人有两种范畴。一种是“行动的需要”，当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紧急情况发生时，那个挡道的人必须被消灭，而且要快，要永久性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特工队长有权消灭使整个行动陷入危险境地的对手，事后再从特拉维夫的上司那里得到追认。
另一种要杀的人是那些已经被列上处决名单的人。这份黑名单存放在两个地点：总理的私人保险箱和摩萨德局长的保险箱内。每一位新上任的总理按要求均需看阅这份名单，该名单上可能列有三十至八十个名字。他也许会在每一个名字旁签上自己姓名的缩写字母，根据情况的变化，向摩萨德下达执行的命令，或者他也许会在每次执行新任务前坚持要协商一下。但无论何种情况，他必须签发处决命令。
广义说来，黑名单上的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残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纳粹高级将领，尽管这一类的人很少还活在世上。多年前，虽然以色列开展过绑架和公审阿道尔夫·艾克曼的一次重大行动，因为以色列要搞成一个国际性的杀鸡儆猴的例子，而其他纳粹战犯则被悄悄地清除了。
第二类差不多都是现代的恐怖分子，主要是像艾哈迈德·吉布里尔和阿布·尼德尔那样欠有以色列人或犹太人血债的阿拉伯人，也有几个非阿拉伯人。
第三类，有可能包括了布尔的名字，是那些在为以色列的敌人工作的人，且他们的工作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会对以色列和她的公民带来极大的危险。
共同点是那些目标必须双手沾满鲜血，要么是事实的，要么是预期的。
如果要实施一次处决，那么总理会把案件交给一名司法调查官去办理。该调查官是如此地鲜为人知，以致只有极少数以色列司法人员听说过他，广大老百姓根本是闻所未闻。调查官将组成一个“法庭”，宣读罪名，出庭的有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被告律师。摩萨德的指控一旦被证实，案子就回到了总理那里，由总理签发命令。余下的事就由基顿队去执行。
如果指责摩萨德杀了布尔，那么这个问题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漏洞百出的。确实，布尔是为伊拉克在工作，设计新的传统型大炮(其射程打不到以色列)、一个火箭项目(有一天也许能打到以色列)和一门巨炮(一点也不会使以色列担心)。但另有几百名科学家也在为伊拉克工作。有六家德国公司是伊拉克秘密毒气工厂的幕后策划者，其产品已经使萨达姆威胁到了以色列。德国人和巴西人在全力以赴研制萨德16火箭。法国人是为伊拉克研究原子弹的提议人和供应商。
布尔其人、其想法、其设计及其工作进展，引起了以色列的极大兴趣，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死后，许多事实显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一直为离家期间有人秘密地进入过自己的公寓而担忧。东西倒是没被拿走，但留下了外人进来过的痕迹。玻璃杯被动过了、窗户被打开了、一盘录像带被倒带后又被取出了录像机。他不知道是否有人在向他发出警告，这一切是摩萨德干的吗?一一但理由不是很明显。
事后，那两个在布鲁塞尔到处跟着他的、操浓重喉音的黑脸颊陌生人，被媒体证实是正在等待下手时机的以色列刺客。这个理论的瑕疵之处在于摩萨德特工并不像潘可·维拉那样到处转悠。没错，摩萨德特工是在那里，但没人见过他们，布尔没见过，他的亲友没见过，比利时警方也没见过。他们在布鲁塞尔的特工队员长相酷似欧洲人——比利时人或美国人。是他们向比利时人透露情报说布尔被另一个小组跟踪着。
布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他以前曾为以色列工作过，喜欢那个国家及其人民，在以色列军中有许多朋友，但他老是管不住他的那张嘴。当有人用激将法对他说：“布尔，我敢打赌你肯定搞不出萨德16火箭”时，布尔准会跳起来，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上三个小时，讲述他现在正在做什么、项目的进度到了什么阶段、还有什么困难，以及他希望如何去解决它们。对情报机构来说，他是他们梦想的对手。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他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两位以色列将军，向他们讲解了所有细节情况。这一切全被将军们手提箱内的录音设备给录了下来。他们为什么会去除掉一个如此丰富的内部情报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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