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文件是米德堡的同事的一份好意。两位《古兰经》专家在返回华盛顿的汽车上有过一段对话，他们录了音并整理了文本记录。其中一位专家是英国人。他的最后一句话被米德堡的人用红笔在下面划了线并加上了一个问号。
在中东工作期间，马雷克·古米尼经常与英国人打交道。与他那些在伊拉克混日子的同事不同，他并没有自大地否认中情局最亲密的盟友的价值。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吉卜林所说的这场“大博弈”[12]中，关于约旦河到兴都库什山之间的这片穷山恶水，英国人拥有大量的隐知秘闻。
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是作为旧帝国的侵略者、管理者，还是偏执的冒险家，英国人的足迹已经遍布这个地区的沙漠、山区和牧场，这片土地现在成了全球的情报定时炸弹。英国人给美国中情局起的外号是“表弟”或“公司”，而美国人称英国秘密情报局为“朋友”或“企业”。马雷克·古米尼有一位“朋友”，和他一起当过外勤特工，他们曾分享过快乐时光，也共度过艰难岁月。现在他在兰利总部工作，而他的朋友史蒂夫·希尔已脱离外勤工作，被提升为“企业”总部的中东处处长。
马雷克·古米尼认为与这位英国朋友通个话应该没有坏处，说不定还会有好结果呢。安全方面没有问题。他知道，英国人应该已经有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情报。他们会把白沙瓦的那台笔记本电脑里挖掘出来的文件发送到他们切尔特纳姆总部的监听站和译码室，也会把这些文件打印出来，也同样会分析那些加密信件里的奇怪的《古兰经》引文。
马雷克·古米尼已经知道英国学者在美国的一辆汽车后座里说过一句奇怪的话，而伦敦很可能仍对此毫不知情。他在办公桌上的控制板上按了一个号码。虽然局里的总机连线很方便，不过现在的电话技术已经可以让高层主管直接通过自己的卫星电话上的快速拨号更快地连上线。
在伦敦郊外萨雷镇的一座普通民宅里，一部电话响了。这时是美国兰利的上午八点，伦敦则是下午一点，住宅的主人正要坐下来享用烤牛肉午餐。在电话响了三声铃之后，一个声音回答了。史蒂夫·希尔刚刚打了一场高尔夫，现在正要享受盘子里的牛肉。
“你好。”
“是史蒂夫吗?我是马雷克。”
“哦，老朋友，你在哪儿?在英国吗?”
“不，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我们用安全线路讲话好吗?”
“好的。等我两分钟。”然后是电话那端的背景声音，“亲爱的，烤牛肉暂时不要端上来。”电话断了。
在接下来的通话里，来自英国的声音小了一点，但不会遭到截听。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消息?”希尔问道。
“猜得真准啊，”古米尼承认道，“来自白沙瓦的消息，你应该知道得与我一样多吧?”
“没错，我是昨天看完的。刚才我还在想，你是不是会打电话过来。”
“史蒂夫，我有一个你也许不知道的情况。有一位伦敦的学者来我们美国讲学。星期五晚上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知道一个叫马丁的人?”
“马丁，姓什么?”
“不，马丁是他的姓。在我们这儿的是他的弟弟特里·马丁博士。想起来了吗?”
史蒂夫·希尔不再打趣了。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握着电话听筒，凝视着空中。哦，对了，他想起了马丁兄弟。早在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他本人当时是驻沙特阿拉伯的情报站站长，当时这位学者的哥哥潜入巴格达，就在萨达姆秘密警察的鼻子底下伪装成一名卑微的花匠，把从独裁者的内阁中获得的珍贵情报发送回来。
“想起来了，”他承认说，“怎么了?”
“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美国人说，“面谈。我可以飞过来。我这儿有一架‘格鲁曼’飞机。”
“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飞机上睡觉。早饭时抵达伦敦。”
“好的。我给你在诺思霍尔特机场安排一下。”
“还有，在我飞行时，你能不能把这个马丁的全套档案准备好?见面时我再向你解释。”
在伦敦西郊通往牛津的路上，有一个叫诺思霍尔特的皇家空军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里，它是伦敦的一座民用机场，当时希思罗机场才刚刚开始建设。希思罗建成后，它降为备用机场，最后沦为只为私人飞机和公务飞机服务的一个机场。但因为产权仍属皇家空军，所以进出的航班既可以安排得完全保密，也无须办理通常的那些繁琐的手续。
中情局在兰利附近有自己的专用机场，还有一支小型的公务机队。马雷克·古米尼凭借手中那张具有无限权力的纸条，动用了一架“格鲁曼”V型飞机。在飞行期间，他美美地睡了一觉。史蒂夫·希尔在诺思霍尔特机场等着他。
希尔没有把他的客人带到沃克斯霍尔桥附近泰晤士河南岸的那座黄绿色建筑里——那是秘密情报局的总部——而是把他带到了更安静的克利夫顿宾馆。这里原来是一座私人别墅，坐落在私有庄园里，距机场不到三十英里。他已经预订了一个带有小会客室的私密套房，还叫了送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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