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处扩建的房间看上去是用不保暖的带皮树木搭建的。它的外墙采用劈开的树干贴面，而内墙则是钢筋混凝土浇筑。这个囚室从外面不可攻入，从里面也无法逃遁。
从警卫居室有一扇铁门可以通向囚室，门上有一个送饭口和一个窥视孔。门内是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铁床，床腿铸在了混凝土地面里，徒手绝对无法移动。墙上的搁架也与混凝土浇铸在一起，也是无法移动的。
然而地上铺着地毯，一个不可打开的地下凹槽里还不断向里吹暖风。这个房间在铁门对面还有一扇门，囚犯可随意开启或关闭。这道门只通往那个放风的院子。
院子里空荡荡的，在离围墙较远的院中央有一把混凝土凳子。围墙高十英尺，墙面很光滑，任何人都无法爬上墙头。
至于卫生设备，房间里有一个凹陷处，在地面上挖了一个孔，可供方便，上面还有一个淋浴喷头，但开关则由外面的警卫控制。
因为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由直升机运来的，所以从外面看，雪地上只是多了一块停机坪。除此之外，这座木屋矗立在五百英亩的土地上，虽然四周一百码范围内树木都被砍光，但从外围看上去，周围全是松树和云杉。
随后警卫人员来到了。他们大概是全国规格最高的十名监狱看守，包括来自兰利的两名中级情报官，另外八名是初级特工，刚从中情局培训学校“农场”通过了心理和体能测试。他们原本希望他们的第一份工作能令人血脉贲张，可眼前只是一片林海雪原。不过，他们具备一流的体能，渴望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关塔那摩湾的军事审判在二○○七年一月底前开始了，是在审讯楼一个大房间里进行的，不少这样的大房间已经重新装修成了司法室。如果有谁指望看到像电影《义海雄风》里面杰赛普上校那样近乎疯狂的表演[20]，他肯定会大失所望。审判的程序是低调的、有秩序的。
共有八名囚犯被认为“没有进一步的危险”而可以考虑释放，其中七个大声叫嚷他们是无罪的。只有一个人傲慢地保持着沉默。他的案子被安排在最后听证。
“囚犯伊兹玛特·汗，你希望审讯翻译成哪种语言?”主持审判的上校问。他坐在房间尽头的讲台上，背面的墙上是美国国徽，他的两边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一位少校，女的是一位上尉。他们三人都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司法处。
囚犯面对着他们，他身边的海军陆战队卫兵把他拉起来站直了。两张台子已面对面地放置好了，以供控方和辩方律师就席，控方律师由军方派出，而辩方律师则来自民间。囚犯慢慢耸了耸肩，盯着那位女上尉看了好几秒钟，然后把目光定在了法官头顶上方的墙面上。
“本法庭知道囚犯懂阿拉伯语，所以本法庭将使用这种语言。有反对意见吗，律师?”
这是向辩护律师提问的。律师摇摇头，在他接手这个案子时，就有人针对这位当事人向他提出了警告。根据他从各方面所收集到的消息，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当然，如果当事人能够配合，那么情况会好一些，至少自己不会太尴尬。他摇了摇头。没有反对意见，可以用阿拉伯语。
那位阿拉伯语翻译走上来，站在几个海军陆战队卫兵旁边。用阿拉伯语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关塔那摩湾只有一个普什图语译员，他已经与美国人耗了很长时间，没能从他的阿富汗同胞的那里套出什么话来。现在他无事可做了，感受到了完成任务的轻松。
关塔那摩湾只有过七个普什图人囚徒，这七个人都是五年前在昆都士被错误地归到外国武装分子一边的。四个已经回去了，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农家男孩，他们都真诚地放弃了穆斯林极端主义;另两个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仍在接受心理治疗。这个塔利班军队的指挥官是最后一个了。
控方律师开始发言，译员随之说了一连串咝咝作响的阿拉伯语。其大意是：美国人要把你发回大牢里，关上一辈子，你这个骄傲自大的塔利班狗屎。伊兹玛特·汗缓缓低下头，把目光转向译员那边。这双眼睛说明了一切。黎巴嫩出生的美国译员继续翻译。这个阿富汗人也许会被套上一件滑稽可笑的橙色连身囚衣，戴着手铐脚镣，但你永远无法知晓这个混账在想些什么。
检察官的发言很简短。他强调了被告长达五年的沉默，还拒绝提供任何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的同伙姓名。还有，被告是在参与一场残忍杀害一个美国人的监狱暴动时被抓获的。说完他就坐下了。他对结果没有疑问，这个人应被继续关押。
辩方律师的辩护词稍长。作为一个阿富汗人，被告与“九一一”暴行没有任何瓜葛，这点值得庆幸。当时被告正在参与的战争纯属阿富汗内战，他与“基地”组织的阿拉伯人也没有任何关系。至于毛拉奥马尔，以及阿富汗政府对本·拉登及其同伙的庇护，那是独裁政权的行为，而伊兹玛特·汗先生只是一名军官，不属于决定政策的领导层。
“我真诚地希望法庭承认这个事实，”律师总结说，“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问题，那也只是阿富汗的问题。现在阿富汗已经有了新的民选政府。我们应该把他遣返回去交给那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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