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建议我不要起诉?”查德威克问道，“你真的要我接受那家伙未经核实就发表的谎言吗?你真的要我不管自己生意的死活也不去投诉?”
“查德威克先生，让我坦率告诉你。有时候，人们劝我们这些律师去鼓动我们的当事人告这个告那个，因为这么做我们就能挣到大笔律师费。实际上往往恰恰相反，通常是诉讼当事人的朋友、妻子、同事等怂恿他去起诉。他们当然不用承担诉讼费，对于外行人来说，一场好官司就像吃面包看马戏那么有趣。我们搞法律的，对于诉讼的费用，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查德威克仔细考虑了一下诉讼费的问题，这事情他以前倒是很少考虑。
“费用会有多高?”查德威克平静地问道。
“会毁掉你。”律师说。
“我本以为在这个国家，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查德威克说。
“理论上是的。现实中，常常很不相同。”律师说，“你是富豪吗，查德威克先生?”
“不是。我只做一点小生意，这年头做生意如同走钢丝，随时可能破产。我一辈子辛辛苦苦，也只能勉强混口饭吃。我有自己的房子、汽车、衣服、一份个体户的养老金，一份人寿保险和几千英镑存款。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
“我就是这个意思。”律师说，“当今社会，只有富人才能起诉富人，在诽谤案件中更是如此。一个人也许能打赢官司，但他必须支付自己的诉讼费。单是一场漫长的官司，还不包括上诉，其费用可能已是获赔金额的十倍。”
“大报纸、大出版社都投了很大的保险，以此来应付因诽谤而造成的赔偿。他们聘得起伦敦西区的精英律师，甚至是最昂贵的王室法律顾问。当他们面对一个——恕我直言——小人物时，他们会把他搞垮。稍微耍耍手腕，一桩案子就会拖上五年才开庭。在这期间，双方的法律费用会一再增加，光是案情准备就得花上成千上万英镑。到以后，律师的费用会直线上升，更别提律师还带着年轻的助手，那还得加钱。”
“费用会达到多少?”查德威克问道。
“如果是一桩冗长的官司，经过几年时间的准备，还不算可能发生的上诉，至少要几万英镑，”律师说，“这还不算完。”
“还有什么?”查德威克问道。
“如果你赢了官司，得到了赔偿费和判决由被告——也就是报社，支付的诉讼费，那么你的损失就得到了补偿。但是，如果法官没有对诉讼费作出判决——当然，他们只有在那些最恶劣的案件中才这么做——你还得承担自己的诉讼费。如果你输了，法官甚至可以判决，你不但要承担自己的诉讼费，还要支付被告的诉讼费。即使你赢了，报社还可以把案子上诉。为此你可能要花费双倍的费用。即使你赢了上诉，如果不对诉讼费作出判决，你也会破产。”
“而且，还会背上黑锅。两年之后，人们早已忘记原先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而这事在法庭上会被反复提及，还有大量的增补材料和申辩。虽然是你在起诉，但报社的法律顾问却会为了其当事人的利益，不断诋毁你这位诚实商人的名誉，朝你泼大量脏水，有些还洗不掉。吃这种亏的人，可以说不胜枚举，虽然赢了官司，却名誉扫地。法庭上的所有申辩不必经过证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
“那么法律援助呢?”查德威克问道。与大多数人一样，他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调查过。
“很可能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律师说，“要得到法律援助，你得表明你没有财产。这不适用于你。在任何情况下，诽谤案都不会得到法律援助。”
“这么说来，不管怎么样都是我死。”查德威克说。
“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本可以鼓励你去打一场旷日持久、费用高昂的官司，但我真心感觉到，我对你最好的帮助，就是指出这种事情真是既危险又坑人。有许多人头脑一热就打起官司，最后落得终身后悔。其中一些人，一直没能从多年诉讼导致的精神压抑和经济负担中恢复过来。”
查德威克站了起来。“你很真诚，我向你表示感谢。”他对律师说。
那天的晚些时候，他从自己办公室给《星期日信使报》打电话，要求与编辑通话。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询问他的名字。他报出自己的名字。
“你找巴克斯顿先生有什么事?”她问道。
“我想与他约个时间，见见他本人。”查德威克说。
线路上一阵停顿，他听到打内线电话的声音。然后女秘书回话了。
“你有什么事情要面见巴克斯顿先生呢?”她问道。
查德威克简单解释说，他想见编辑，就两周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中提到的关于他的事情，谈谈自己的看法。
“恐怕巴克斯顿先生不能在办公室会客，”秘书说，“或许，你可以写封信，他也许会考虑读一读。”
她搁下电话。第二天上午，查德威克乘地铁来到伦敦市中心，出现在信使报社大楼的前台。
他在一位身材高大、身穿制服的门卫的眼皮底下，填写了一张会客单，写上姓名、地址、要会见的人以及事由。会客单拿走后，他坐下开始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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