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如此，阁下，”查德威克说，“但作为一位法律人士，您一定很清楚，当今社会很少有人能顶得住一个国家级大报的巨大压力。所以，我带着事实和文件，还有那篇他们搞错了也不屑改正的文章，想找编辑解释，他却拒绝见我，永远不会见我。于是我想见盖洛德·布伦特本人。由于他们不让我在他的办公室见他，我只好到他家去了。”
“去打他的鼻子?”治安推事说，“你也许遭到了严重诽谤，但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天哪，不，阁下，”查德威克惊讶地说，“我根本不是去揍他的。我是想跟他理论，要求他核对证据。我认为这会使他明白，他写的东西与事实根本不符。”
“哦，”治安推事饶有兴致地说，“动机终于来了。那你到他家去请求他了?”
“我确实是这么做的，阁下。”查德威克说。他清楚，和公诉人一样，他在被告席上发言前未经宣誓，因此不会受到盘问。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理论呢?”治安推事问道。
查德威克的肩膀垂了下来。“我试过，”他说，“但他用与报馆同样的方式对待我，蔑视我、不理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小人物，微不足道，无法与强大的《星期日信使报》抗衡。”
“后来呢?”治安推事问道。
“我承认我当时是冲动了，”查德威克说，“我干了不可原谅的事：我打了他的鼻子。在我的一生中，就那么一瞬间，我失去了理智。”
说完他就坐了下来。
这位朋友呀，治安推事心里想道，就像飞上半空的玩具飞机一样失去了控制。他不禁想起几年前有一次，他因为在其他法庭上作出的某个判决，受到媒体粗暴无礼的对待。他当时气极了，事后一切也都证明，他当时的判决没有错。现在，他大声宣布：“这是一起非常严肃的事件，法庭应接受你的申诉。即便你那天上午从家里去汉普斯特德时，心里没有诉诸暴力的想法，可是，你确实在布伦特先生的家门口打了他。以社会公德论，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公民随便去打国家级报纸记者的鼻子。罚款一百英镑，外加五十英镑诉讼费。”
在比尔·查德威克填写支票的时候，记者席上已经空无一人，他们都急着去打电话和叫出租车了。从法庭的台阶走下来时，他感觉到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转过身来，发现盖洛德·布伦特站在他面前，已经气得脸色发白、浑身颤抖。
“你这个混蛋，”记者说，“你不可以在法庭上胡说八道。”
“我其实可以，”查德威克说，“在被告席上时，是的，我可以。这叫作绝对特权。”
“可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布伦特说，“再说，你也不能这样诽谤一个人。”
“为什么不能?”查德威克温和地说，“你不就是这么做的嘛。”
天职[8]
汽车的发动机已经噼噼啪啪地响了两英里。当它最终熄火的时候，我发现车子正处于一座陡峭蜿蜒的山坡上。我向爱尔兰的众神祈祷：千万别把我困在这个地方，别把我丢弃在这片荒凉而又美丽的法国乡野。
妻子伯纳黛特在我身边惊恐地看着我。我伏在方向盘上，脚踩油门，想让这台奄奄一息的机器运转起来。显然，前盖下面的某个部件出了什么故障，而对于这样的技术活，我肯定是天底下最笨拙的人。
这辆老式凯旋五月花刚刚爬上山丘，终于在喘了几口气后在山顶上熄火了。我关掉点火器、拉上手刹，从车里钻了出来;伯纳黛特也下了车。我们俯瞰山丘的另一侧，那里有一条乡间道路伸向山谷。
不可否认，五十年代初期的那个夏日夜晚是很美丽的。那时候，多尔多涅河的这个地区还完全没被“发现”——至少是没被时髦人士所发现。这是法国的乡村地区，几百年来几乎毫无变化。没有伸向天空的工厂烟囱或输电铁塔，没有因修建高速公路而在青翠的山谷里留下一条疤痕。一座座小村庄栖息在狭窄的小路两边，村民靠种地为生，收获的庄稼装载在用两头牛拉动的吱呀作响的木制大车上。那年夏天，我和伯纳黛特决定乘坐我们的老爷车到这里旅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国外度假——第一次离开爱尔兰乃至英格兰。
我从车上找出交通图研究了一下，指向多尔多涅河谷北边的一个点。
“我想……我们应该是在这里。”我说。
伯纳黛特凝视着我们前方那条路。“前面有个村庄。”她说。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没错。”
透过树丛，可以看到教堂的尖塔，还有谷仓的屋顶。我犹豫地看了一眼汽车和山丘。
“没有发动机的动力，我们或许也能到那里，”我说，“但再远就不行了。”
“那也比整个晚上困在这里好呀。”妻子说。
我们回到车里。我挂到空挡，完全松开离合器，放下手刹。五月花开始缓慢地向前滑行，然后速度逐渐加快。在一种怪异的寂静中，我们朝着山下、朝着远处的教堂尖塔方向滑行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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