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驻扎在哪里?”
“都柏林。”
“啊，我们就是都柏林人。你喜欢都柏林吗?”
“不喜欢。”
“噢，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
我们都柏林人对这个地方是很自豪的。我们喜欢外国人——哪怕是驻军——来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品质。
有关这位前二等兵的早期生涯，正如他后期部分的经历一样，展现得十分缓慢。他一八九七年出生在威尔士朗达地区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生活艰难而凄凉。一九一四年，他十七岁就当兵入伍，其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热情，还不如说是为了吃饱穿暖和有营房住。他一直是一名二等兵，从来没有得到过晋升。
当其他人奔赴佛兰德地区的前线时，他在训练营和威尔士的一个军需仓库里度过了十二个月。一九一五年下半年，他被派往爱尔兰警备司令部，他的部队驻扎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爱兰布里奇寒冷的兵营里。
我猜想，生活对他来说肯定是单调乏味的，所以他才会说他不喜欢都柏林。简陋的兵营宿舍，即使在那个时期也只有微薄的津贴，愚蠢地没完没了地打扫卫生和整顿军纪军容，在寒风刺骨的夜晚站岗，在瓢泼大雨中放哨。至于消遣……肯定很有限，当兵的那点津贴是消费不起的，只能在食堂里喝点啤酒，极少或从不与当地天主教居民往来。两年后，他被派往别处，他很可能为此而感到高兴。或者这位动作笨拙、反应迟缓的男人，也曾为什么事情高兴或悲伤过?
“没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吗?”我最后问道，有些绝望了。
“只有一次。”他终于回答说。
“是什么事情?”
“是一次处决。”他说，然后又专注地喝起汤。
伯纳黛特放下勺子，坐在那里僵住了。房间里的氛围有点寒气逼人。只有那位夫人，她一个词也没听懂，而她丈夫则过于迟钝，因此，他们二人根本没有在意。我本不该再继续问下去的。
毕竟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被处决了。普通的杀人犯在蒙特乔伊监狱被绞死，不过他们是被狱警绞死的。难道他们还需要部队来干这活吗?而且根据军规，英国军人中的杀人犯和强奸犯，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是要被处决的。但犯人是被绞死的还是被枪决的?这个我并不清楚。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那次处决?”我问道。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普赖斯先生抬起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盯住我，然后摇了摇头：“很久以前。”我想他也许在说谎，但他没有，他只是记不清楚了。
“当时你是在行刑队吗?”我问。
他像通常那样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我不知道一名行刑队队员会是什么样子。眯起一只眼睛，通过步枪准星去看六十英尺外被绑在一根木桩上的另一个人，辨认出心脏部位的那块白色标记，把准星瞄在那个活人身上，听到射击的命令后，扣动扳机，听到枪声震响，感受到枪械的后坐力，看到那个被绳子捆住的人脸色惨白砰然倒下，然后返回兵营，擦拭完步枪，去吃早饭。谢天谢地，我从来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样的场面。
“努力想想那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你几乎能够感觉到那种努力。最后他开口说话：“一九一六年，我认为是在夏天。”
我俯身向前，碰了碰他的手臂。他抬起眼睛看着我，目光没有躲躲闪闪，只是耐心地探询。
“你回想一下……努力回想……你处决的那个人是谁?”
但这对他来说难度太大了。无论他如何努力，还是没能想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
“很久以前。”他说。
伯纳黛特突然站起身来。她对普赖斯夫人紧张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我要去睡觉了，”她告诉我，“不要待得太久。”
二十分钟后，我上了楼。普赖斯先生此时坐在火炉旁边的沙发上，没在抽烟，也没在看书，他凝视着火焰，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房间里黑乎乎的，我不想去摸索煤油灯。借着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我脱下衣服，躺到床上。
伯纳黛特静静地躺在旁边，但我知道她并没有睡着。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也在想同一件事。我们回忆起了一九一六年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那是复活节的星期天，有一群人策划了一场在当时不得人心的运动——把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他们冲进了邮政局和其他几座大楼。
我们想起了成百上千的士兵被派过去，要用枪炮把他们驱赶出来。但其中没有驻扎在爱兰布里奇兵营里无所事事的二等兵普赖斯，不然的话，他会提及这个事件的;我们想起了在硝烟和呐喊声中，街上到处都是瓦砾、尸体和伤员，有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我们还想起了邮政大楼内最终被打败的起义者被押解出来，想起他们挂在楼顶上的那面奇怪的绿橙白三色旗被轻蔑地扯了下来，并再次被英国的米字旗取代。
现在学校当然不教这些了，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事实：当起义者戴着镣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码头，要经由水路去利物浦监狱时，都柏林人——其中大多数是穷苦的天主教徒——诅咒谩骂他们给都柏林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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