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男士洗手间走出来时，门卫仍等在外面。看见走廊前面有一把宽敞的大理石楼梯通到半层楼面之下的大厅，私家侦探微笑了，指了一下楼梯，信步沿着廊道走向前去，而不愿为这么短的距离搭乘电梯。
门卫拖着脚步跟在他后面，陪同他到了下面的门厅，又把他引到了门外。私家侦探听到自动上锁机构的硕大的铜舌在他身后咔嚓一声锁上了。使他感到纳闷的是，如果门卫在楼上，那么门厅里的接待小姐是否该让客户或者信使进门?
他把他所能观察到的银行内部情况向特工队长吉迪·巴奇莱作了两个小时的汇报。看来情况不是很明朗。坐在旁边的内维奥特组组长直摇头。
他说，他们可以破门进去。这没有问题。找到警报器，并使它失效。但要不留痕迹，那只有魔鬼才能做得到。银行里有一个值夜人，他很可能进行间隔性巡查。那么，他们要寻找什么东西?一只保险箱吗?在哪里?什么型号?哪一年的产品?用钥匙还是组合密码或两者兼而有之?这就要花上几个小时。而且他们必须封住值夜人的口，那就会留下痕迹。可是德洛尔局长不允许留下痕迹。
那天下午，私家侦探从一大堆照片中指认了沃尔夫冈·格穆利希，为供他们参考，他还指出了哈登堡小姐。第二天，私家侦探坐飞机离开维也纳回特拉维夫去了。他走了之后，巴齐莱和内维奥特组组长又聚在一起研究了。
“吉迪，坦率地说我需要更多的内部情况。现在未知数还是太多了。你要的文件——他肯定把它们存放在一只保险箱里。但保险箱在哪里?在装饰后面?在地板下面?在秘书办公室里?在地下室的拱顶里?这方面我们需要内部消息。”
巴齐莱哼了一声。很久以前在他接受培训时，一名教官曾向学员们讲授说：世上不存在没有弱点的人。找到那个弱点，施加压力，他就会乖乖地听你的话与你合作。第二天上午，耶里德和内维奥特两个特工组开始了对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全面跟踪监视。
但这位带酸味的维也纳人将会证明那位教官讲错了。
史蒂夫·莱恩和奇普·巴怕有一个大问题。到11月中旬，耶利哥已经对通过巴格达一个死信箱向他提出来的问题做出了初次反应。他的要价很高，但美国政府已经二话不说把酬金转人了维也纳的那个账户。
如果耶利哥的情报是准确的——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情报不准——那么这些情报大有用处。他没有回答所有问题，但他回答了一些问题并确认了另一些已经回答了一半的问题。
原则上，他已经相当详细地指明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有关的十七处地点。其中八处地点已经为多国部队所怀疑了，对此他更正了两处地点。其他九处是新情报，其中主要的要算用于原子弹级铀一235 气体分离离心器串联运行的地下实验室的确切位置。
问题在于，在不透露出兰利和世纪大厦有一名吃里执外背叛巴格达的高级间谍的事实下，如何去告诉军方。
倒不是说间谍头子们不相信军方，而是因为他们是高级将领。但在地下工作中有一条久经考验的老规矩叫做“需要知道”。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无论怎么粗心也不会说漏嘴。如果这些穿便衣的人员突然间拿出一份没有出处的新目标清单，有多少位高级军官能搞清楚情报来自何处?
11月的第三周，巴伯和莱恩在沙特国防部大楼的地下室里与巴斯特·格洛森准将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格洛森准将是海湾战场联军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的副手。
伦敦和华盛顿早就协商同意，即不管科威特情况如何，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机器必须被摧毁，这还包括其毒气武器、细菌武器和原子弹的制造能力。
在“沙漠盾牌”最终破坏了伊拉克可以成功地攻人沙特阿拉伯的机会之前，空袭的计划早就在制订了，其秘密代号为“迅雷”。空袭的真正设计师就是巴斯特·格洛森。
到11月16日，联合国和世界上许多外交家仍在隔靴搔痒地抛出“和平计划”，想以不开一枪、不扔一颗炸弹和不发一枚火箭结束这场危机。那天坐在地下室里的三个人都明白这种美好的愿望是不会实现的。
巴伯言简意赅地说：“你知道，巴斯特，我们和英国人在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努力获取有关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的准确情报。”空军将军谨慎地点点头。在他自己的地图上，沿着那条走廊布满了用大头针标示的轰炸目标。
“所以我们是从出口许可证入手的，接着追查到出口国，然后是这些国家的承包公司。再后是为那些设施进行内部设计的科学家，但许多科学家是坐没有窗户的大巴去现场的，住在基地里，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去过什么地方。
“最后，巴斯特，我们与建筑商核对过了，就是实际为萨达姆建造毒气工厂的那些人。有些人说得有板有眼。确实有苗头。”
巴伯把新的目标清单传给了桌子对面的将军。格洛森兴致勃勃地研究着这些目标。它们尚未被标上轰炸作战计划员所需的地图坐标来，但其具体位置的描述足以在航空照片上标出坐标。格洛森咕哝了一声。他知道清单上有些目标已经由军方确定了，其他带有问号的目标现在也被确认了，还有一些是新目标。他抬起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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