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了摇头，默默吸着烟，不即回答。
霍桑忽自动地解释道：“这现象也是发生于‘吝啬’二字。”
我仍默然不答，但我心中的怀疑，早已从我的眼中表示出来。
霍桑又说道：“你还不明白?现时代尽多这样精于经济的男子。在现社会中，供养一个漂亮的所谓摩登妻子，当然不是一个精通算盘的吝啬人忍受得住的，可是性的问题，总得解决，他自然会利用别的方式。所以这班抱着极端自私观念的‘经济人’，便以为乐得不娶妻子而反可以恣纵自由些。我敢说这位裘老先生，也许就是抱着这样的观念的一个代表。不过这种别开生面的节俭方法，实际不但不经济，而且是很危险的。他的奇怪的遭遇，或者就起因在这一点上，那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我又忖度一下：“不错，这一点当真也可能的。但除此以外，你想可还有别的原因?”
“也许还有。不过我们现在既然还不知道他们的底蕴，当然不能够凭空推测。”
“那么，你想那个作弄他的人，究竟是他家里的人呢?还是——”
霍桑忽又放了蒲扇，把身子从藤椅上仰了起来：“这个当然更难说了。我们总括他所遇的怪事，前后共有三次。除了第一次也许是他的心理作祟以外，那第二次的足印和第三次的火柴和白色人形，都是有物质的证明的，不能不认为事实。但第二、第三两次发作时，他家中都有外客——前一次是他的外甥梁寿康，后一次是他的朋友伍荫如。这一点不能不加注意。所以这问题我在和他家里的人会面以前不能信口乱说。”
“你姑且猜测一下，也许可以料到。”
霍桑忽坐直了，眼睛凝注在我的脸上。他道：“包朗，你不会像那些迷信的人一般，把我当做有‘天眼通’或‘阴阳妙算’的仙人看待吧!”
我默然不答，低头吸了一会儿烟，心中自念，这件事的确不像是那样简单的，若但凭裘日升的一面之词，便贸然下断，果真有些危险。可是我对于所怀的疑团，仍禁不住有一种提早解释的企图。
我又问道：“你刚才保证他不会有意外的危险。这句话可是只为着要安慰他?或是你确已有了把握?”
霍桑喷出了一缕细长的烟，答道：“那是我根据着以往的事实而说的。你想如果有什么人抱着行凶的恶意，要伤害他的性命，那么，尽可以干脆地下手，何必这样子一次、两次地鬼鬼祟祟?更何必延长这许多时间?”
我对于这个解释也觉得满意，因此又引起我的另一个问句。
“那作弄的人竟能在锁闭的门里自由出入，究竟也觉得奇怪。我们既不相信隐身法的神话，你想那人会有什么神秘的技巧?”
霍桑忽然从藤椅上站了起来，走到书桌旁边，把烟尾丢了，又举起了两臂伸一伸腰。
“包朗，你且耐一耐吧。我在实地观察那屋子的结构，和门上的锁键以前，当然也不能回答。你如果有兴，明天你不妨再破费半天工夫，跟我一块儿去瞧瞧。”
一阵子琅琅的电话铃声，打断了霍桑的话。霍桑赶着去接，约摸三分钟后，他又回过来笑嘻嘻地向我说话：
“包朗，你已听到了吧。汪银林请我到半淞园去吃中饭。他说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和我商量。你既然抛弃了半天的笔墨，不如一同去疏散一下。那里有好几枝近水的杨柳，很有些诗情画意。我们到那浓密的柳荫底下去吃一顿饭，也可以算做‘聊以解嘲’的避暑呢。”
霍桑的邀请，我自然是无条件接受的。一小时后，我已做了汪银林的不速之客。
汪银林是淞沪警署的侦探部长。他这个位子，已担任了十二三年，经历的案子既多，在社会上很有些声誉。他的短阔的身材，肥胖而带些方形的脸儿，除了嘴唇上添加了一撮黑须以外，还是像十多年前我们和他初见时一个模样。有几个熟悉的朋友们常向他取笑：“你的肥胖的脸儿怎么始终不会消灭?这可见你探案时不曾用过脑力，而用脑的却是另有其人啊。”这所说的“另有其人”当然是指霍桑。不过我说一句平心的话，汪银林探案时的认真和负责，在同辈中确也少见。他自从和霍桑交识以来，不但把素来的习气减少了许多，就是在观察和思想方面，也有不少进步。所以若说他完全不用脑力，那未免太挖苦他了。我这个见解。在这一天我们在柳荫底下进餐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明证。
他和霍桑所讨论的，是关于某银行的一件假支票案。经过了一番谈话，霍桑指示了几点，便说起我们早晨的事情。霍桑的目的，要想问问银林那旧屋的历史，汪银林果然知道。据说这屋子很大，年代又古，旧主人姓朱，在前清做过什么知府。不过那姓朱的子孙不很争气，专在嫖赌两字上用功，所以不上几年，便将那也许从“刮”“剥”上得来的祖产终于出让了人。因此，汪银林发生一种新的见解：他以为这屋子的建筑既古，也许这旧屋里有什么秘藏。这秘藏是有人知道的，或是偶然给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便利用着鬼怪的迷信，目的在使新主人恐惧迁避，以便实施他或他们的掘藏的企图。这见解虽觉近于玄虚，但也就不能说汪银林绝对地不用他的脑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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