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室内电灯光下，看见她低头坐着，圆圆的面庞儿白白的，乌乌的发丝儿亮亮的，细细的眉毛弯弯的，俏俏的眼珠儿奕奕的，小小方方的唇吻红红润润的，苗苗条条的身段袅袅婷婷的，流线其形而曲线其美。憔悴笼罩了她的面上，悲伤沉压了她的心头。阴丹士林布衣，黑帆布橡胶底鞋。
沈万鹏以他的生花妙舌，替夏华向她宣传地介绍了一番，末后说：“现在就是因为尊翁任老博士不幸遇刺，我们在表示无限的同情和无限的惊骇之下，夏先生一眼看透这里实实在在有着一个很可怕的阴谋。女士你自己也在阴谋的笼罩之下，你自己并没有察觉。现在夏先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定要替任老博士伸冤雪恨，替女士解除危机。只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对着这阴谋展开猛烈的争斗，所以必须争取时间，先占一步，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不得不用非常方式请女士来。现在，请夏先生同女士谈话吧。”
军长用许多刺激性的形容词，是为了描述局势的严重，引起她的注意。本来他心中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紧张，可是万想不到，后来的事实演变证实军长所说，并不夸张。
夏华又用温语再向她安慰一番，窥看她的面色，不像刚来时那样恼怒，惶恐怀疑布满在她的面上。
她先开口问：“到底有什么阴谋?我自己有什么危险?请夏先生解释。”
“这个问题，我一定仔细答复你。现在我先告诉你一个题目：就是有人勾结马盗要把你绑了去，不是要你的钱，是要你的人。我何以会知道?等一等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请你先把尊翁平常的情形讲给我听，使我可以根据实际情形预先布置防备的办法。请你从头说起，越详尽越好。”
她完全谅解了，面上显着诚恳的信仰神色：“夏先生，我早已晓得夏先生的大名。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叫赵开泉，他原来是大同大学的，后来转到中大来读书。他说他一家人被惨杀，是夏先生破的案，就是前年冬天那一篇雁翎刀的故事，所以我早就晓得夏先生了。关于我家里的情形，先父是一个有名的化学家，大家都晓得的。过去，我们一向在南京。自从去年先慈弃养之后，先父很是悲伤，先慈是莫干山的人，去年葬在莫干山。先父到东天目山、西天目山旅行一次，欢喜告岭这地方僻静，又因为在南京朋友交际太多，常常妨碍他的研究工作，就决定在告岭建房子、住家、研究。夏先生，我家庭里人口少得可怜，没有亲故。先父也是苦学出身，混到现在的地位，到三十五岁才结婚，就生下我一个，我没有兄弟姐妹，先慈去世，只剩下先父同我两个人。现在，四海茫茫，只有我一个人了。”她说着，眼泪滴下。
夏华又安慰她一番。郭中、文雄已脱去军服，仍穿上原来的维也纳中山服，和路英风一道走进来。沈军长忙着替她介绍，要借此打断了她的悲伤。郭中、文雄再三向她道歉。
于是她又继续说下去。
“我家里还有一个姓卞的，叫卞文琪，江苏扬州人，英国剑桥大学肄业，也是学化学的，一向跟着先父学习深造，顺便做先父的秘书，他家里很有钱。在以前，一向他的品行学问都很好。先父五十八岁，他才二十九岁，他同先父好像父子的情感一样。我们在告岭的房子、装备机都是他办的。我们到告岭来，他也跟着来，在此地大家本来都过得很好。自从去年冬天，先父到广西去了一次，不幸的命运就开始降临到我家。先父不知道是受什么人的怂恿，说是广西云南一带苗人有不少的神秘事件，比如种蛊、毒箭等。如果能用化学法研究出来，很可以替中国化学史上开辟一个新篇章;又说是那些几千年没有人到过的原始森林，有许多人类从未见到过的有毒汁的花草，发为瘴气，等等。许多神话传奇打动了先父的心，先父在去年十月出门去，先到南京办一切必要的手续，乘飞机到重庆，转往桂林，由桂林单独出发，深入广西西部苗区，那些从来不被人注意的县份：凤山、田西、西林，随时都有信来，报告一路平安，叫我放心。”
“在告岭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孔家庄院，主人孔锡侯恐怕夏先生现在已经晓得这人了。他是一个大商人、大地主，他为人极其灵活聪明有才干，对人更诚恳有礼貌，我们两家渐渐相熟，时常来往，先父也很喜欢他这人，大家都处得很好。去年十月，先父乘飞机到重庆，忽然在重庆遇到孔锡侯。因为重庆也有他的商号，他是时常去看着的。后来更凑巧，先父要到桂林，孔锡侯也要到广西开阔他的商业的新领土。到桂林之后，他坚决劝先父不可深入苗区，必有危险。先父那时已到广西，怎肯半途而废，一定要去。孔锡侯这人真是忠义心肠，他劝先父无效，就坚决地陪先父一同去。他说：他深深担忧这一位世界闻名的学者在苗区遭到意外，他应该努力陪送保护着这一位世界闻名的人，这在他自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同时他自己也可以增加见识。夏先生，这一趟幸亏有他同去，否则，先父险些不能够生还呀!”
夏华乘机插入问句：“这些情节，都是尊翁来信里讲的吗?”
“是的!”她接着继续报告，“夏先生，我们晓得苗族是个总名称，细细分辨，还有那些什么瑶、侗、黎、彝各族，有许多归化了，就是熟苗;有许多还停留在半原始状态，是些生苗。去年十一月里，有些生苗看见先父到处考察，引起他们的怀疑，忽然暴动起来，把先父打伤掳去，一铁棍打中后脑，受伤很重。孔锡侯同去，膀上也受了一刀，究竟他年轻力壮，逃出来了。他逃出来后，打一封很长的电报告诉我经过情形，叫我不要忧急，他一定要把先父设法救出来回家。那时候我真急得要死，同卞文琪商量，姓卞的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随时都和孔锡侯有电报联络。电报来，都在报福镇，姓卞的每天到报福镇去一次，专去看有没有电报，有就带回来，一直延迟到今年二月，孔锡侯的电报来，才说是把先父救出来了，花了不少的钱赎回来的。在桂林，在长沙、汉口，都经请医生看过，医生都说：生命是没有危险，只是神经受了重大损害，必须在家长期休养，三个月、半年可以复原。到二月中，孔锡侯陪送先父回到告岭家里来了。我一看到，哭都哭不出来，那样子真正不成样子，我简直不能认识，简直狼狈得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似的。身上衣服自然一塌糊涂，带去那些行李仪器统统丢光，满面胡须，憔悴狼狈，说不出那一副难过的样子。话也不能说，口齿不灵活，声音也发岔音，行动要人扶，怕光线，一到家就上床睡觉。孔锡侯一直是安慰着我，叫我不要难过。他说先父只要休养些时候，自然会恢复原状的。我心里真是感激这孔锡侯，他又把在苗区遇险的经过仔细讲给我听，真是怕人。从此以后，先父是不分昼夜都睡在床上，房里的光线要很暗，孔锡侯帮我布置，窗子都用黑绸布帘挂起来，挡着阳光，连吃饭都不下床，只在床头坐起来吃。有的时候，我和先父谈家常琐事，先父的脑筋真受伤了，过去的事有时忽然想起，有时就茫茫全不记忆，只要用脑筋一想，人就要昏过去，我也不敢常去烦他老人家。这是回来以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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