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美国父母陷入了这样痛苦的境地?但是在他的职业中，只有事实有话语权，他的工作就是要揭露真相。
他划去了笔记本上奥尔森的名字，记下要重读三封匿名信的任务。
然后他开始考虑新的阿根廷之行。1976—1983年的专制统治者毫不犹豫地派遣刺客前往外国谋杀所有反对自己的异见分子以及可能会揭露其罪行的人。虽然现在时代已经变化，但是某些思维方式已经根深蒂固。
他在那里的调查所触动的利益方也绝对不止一方。假如军方过去的成员，例如ESMA3的负责人，将那些秘密失踪的人关在某处的秘密集中营中折磨或者残杀，这多少都是有可能的。
在他的另一个笔记本上，安德鲁写下他在第一次调查时开始怀疑的人的名单。显然，第二次旅行中获取的材料还没有出现在这里。当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时，他会更加小心的。
“就像往常一样，你只想到自己的工作。”他一边翻过笔记本，一边压低声音对自己说。
那瓦莱丽的前男友呢?她从来没有提过他，两年的共同生活，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抹去的。一个家伙如果被别人抢走了女友，他行事很可能会直接诉诸暴力。
在脑海中搜索所有可能要取他性命的人，安德鲁胃口全无。他放下碟子站起身。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他翻着口袋里的首饰盒，试图把刚刚在脑海中冒出的一个假设压下去。
瓦莱丽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可是你就真的这么肯定吗?”他潜意识里忽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好像一阵恶风让他的血液凝固了。
他复活后第一周的周四——每当他使用这个表达法时都有一种寒冷的感觉——安德鲁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想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敲定了这次旅行最后的细节问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更换旅馆的决定，毕竟在那里他遇到了某些对他的调查而言至关重要的人和事。
吧台的女侍者，一个叫玛丽莎的姑娘，告诉他一家咖啡馆的地址，人民革命军(ERP)的旧成员以及从监禁中心里活着出来的蒙托内罗斯组织4成员们常在那里聚会。他们人数很少。她还介绍他认识了五月广场母亲中的一位，她们的孩子被军队的突击队绑架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些女性无视专制政权，十几年如一日地举着贴有失踪孩子照片的标牌在五月广场的人行道上来回踱步。
玛丽莎性感得要命，安德鲁无法对她的魅力无动于衷。阿根廷女子的美貌果然名不虚传。
11点的时候西蒙打电话约他一起吃午饭。安德鲁不记得这个约会了。也许他们对话的内容要等吃饭的时候他才会记起。
当西蒙和他谈起前一晚给他打电话的那个女人时——西蒙去参加冬季运动项目时认识了她——安德鲁就记起这顿午餐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地方。西蒙不知第几次地又迷上了一个外貌远比幽默感出众的女子。安德鲁只想尽快把话题绕到自己的报道上，他打断朋友的话头儿，毫不留情地告诉他，他这样做只是自讨没趣。
“你告诉我这个姑娘住在西雅图，她来纽约待四天，是吗?”
“是啊，她那天选择让我带她参观这个城市。”西蒙回答说，样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开心。
“下周，我们还会坐在这张桌子边，你会脾气很糟地告诉我你被骗了。这个姑娘只是想找个像你这样的冤大头，这三天可以陪她出去玩，帮她埋单，为她提供一个住的地方。每天晚上回到你的公寓，她都会借口太累，把你晾在一边自顾自地很快睡去。你得到的唯一感谢就是，等她离开的那天在你脸颊上轻轻一吻。”
西蒙惊讶地张大了嘴。
“把我晾在一边?”
“你需要我给你画张画吗?”
“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我就是知道，没有别的了!”
“你这是妒忌，真悲剧。”
“你的圣诞假期五个月前就结束了，在这几个月里你收到过她的消息吗?”
“没有，但不管怎么说，从西雅图到纽约，中间隔了很远的路呢……”
“相信我，她只是重新翻了翻她的通讯录，然后把目光停在了字母P上，P就像被骗的人的首字母，我的西蒙!”
安德鲁结了账。这次谈话将他的思绪带回了圣诞节期间，他回忆起节日的第二天当他从查尔斯大街警察局出来时遇到的一桩小意外，他被车撞倒了。进行新闻调查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但要想展开关于犯罪的调查就需要专业的能力。一位警员的帮助，即使他已经退休，很可能对安德鲁来说仍是很有用处的。他在电话号码簿上找出这位皮勒格警官留给他的电话号码。
10.着手调查
和西蒙分手后，安德鲁给皮勒格警官打了一个电话。电话转到语音信箱中，他犹豫着要不要留一个口信儿，然后挂了电话。
回到报社之后，他忽然开始战栗，感到腰部剧烈地疼痛，这次疼痛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靠在楼梯的扶手上休息一下。安德鲁从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痛楚，这次反常的痛苦立即令他想起自己即将到来的悲剧。如果死亡的逼近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话，他想，那么最好还是尽快去买一些止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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