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垂下了目光。
“和我想的一样。”卡佩塔叹了口气。
随后他将刚刚写下的东西交给了皮勒格。
“这就是你要的那个愚蠢的听写结果。”
皮勒格从口袋里掏出那三封恐吓信的复印件——安德鲁已经将它们从报社保卫处取回来——然后放在了桌子上。
“字迹不符，”他说，“不是出自同一个人。”
“你在说什么?”卡佩塔问道。
“斯迪曼先生曾收到过三封死亡恐吓信，我想确认你是不是其中一封信的始作俑者。”
“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可以算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在停车场的时候，我很想报仇，但是我没有能力完成。”
卡佩塔拿起桌上的信读了起来。
“我永远无法真的杀死某个人。”他边说边放下信纸。
但当他看到第二封信的时候，他的脸色忽然变白了。
“你还保留着这封信的信封吗?”他声音颤抖地问道。
“是啊，为什么这么问?”安德鲁反问道。
“我可以看看它吗?”
“你得先回答我们刚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皮勒格插话道。
“我认得这个笔迹，”卡佩塔嗫嚅着说，“这是我妻子的笔迹。你还记得信封上的邮戳是外国邮戳吗?我想一张乌拉圭邮票应该挺显眼的。”
“我明天就去看看。”安德鲁回答说。
“谢谢你，斯迪曼先生。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皮勒格和安德鲁站起身向神学教授告别。当三人走向大门时，卡佩塔又叫住了安德鲁：“斯迪曼先生，刚刚我曾对你说我永远没有办法杀死某个人。”
“你现在改变主意了?”皮勒格问道。
“不，但是基于我对波琳娜的了解，我却不能保证她不会这样做。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不会将她的威胁视若儿戏的。”
皮勒格和安德鲁走进地铁站。在这个时间点，这是回到报社办公室最快的方法。
“我应该承认你可真有办法赢得别人的同情，我的老朋友。”
“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就是警察?”
“如果他知道我是警察的话，他很可能就什么都不说了，他会保持沉默并要求律师在场。相信我吧，让他认为我是你的保镖显然更有利，尽管这个误会并不是一种恭维。”
“可你现在已经退休了，不是吗?”
“是的，没错。您还想怎么样，时间又无法倒流。”
“用听写的办法鉴别笔迹，我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你觉得警察的工作是随随便便在一张桌角就能完成的吗，斯迪曼?”
“但你要他写的东西太傻了。”
“我答应了为我提供住宿的朋友们，今晚要为他们下厨。你刚刚说的那些傻乎乎的东西，是我一会儿要用的购物单。这样看就不傻了吧，嗯，记者先生?这位卡佩塔先生现在的思绪太混乱了。你曾考虑过你的报道可能会影响他人的生活吗?”
“你在做警长的漫长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犯过错吗?你难道就没有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为了百分之百地完成调查，而扰乱过一位无辜者的生活吗?”
“当然是有的。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在我的职业中，是日常的两难选择。是将一个犯了点儿小罪的犯人送入监狱让他在里面度过一生，还是假装没看见，直接写完报告了事?每桩犯罪都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梦想着有一发子弹结束生命，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渴望再有一次重来的机会，但我只是个警察，我不是法官。”
“你经常闭上眼睛假装没有看到吗?”
“你到啦，斯迪曼先生，再说下去你可要坐过站了。”
地铁减慢速度停了下来。安德鲁和警长握了握手，然后下了车。
13.拉斐尔
二十四岁的时候，伊莎贝尔已是一个两岁小女孩的母亲了。她的丈夫，拉斐尔·桑托，年纪只比她大一点儿，他的职业是记者。这对小夫妻住在巴拉卡斯街区一个寒酸的公寓里。伊莎贝尔和拉斐尔是在大学里相识的。和拉斐尔一样，伊莎贝尔学的也是新闻专业;拉斐尔总是对她说自己的文笔比她的要更笃定更细腻，而她呢，则在描述某个人的外貌时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天赋。然而，当他们的女儿出生后，伊莎贝尔却选择放弃她的事业，直到玛利亚·露兹到了能上学的年龄。记者生涯是这对夫妇共同的热情所在，拉斐尔发表每一篇报道前都要念给伊莎贝尔听。每当他们的女儿睡着之后，伊莎贝尔便在厨房餐桌旁坐下来，手里拿着铅笔，修改拉斐尔的稿子。拉斐尔、伊莎贝尔和玛利亚·露兹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美好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他们。
但是震动全国的军事独裁政变毁了他们的计划。
拉斐尔失去了工作。过去雇用他的中间派日报《观点》，尽管在涉及新政权时经常采取极为“谨慎”的立场，但还是被取缔了。这件事导致这个家庭陷入了最糟糕的经济危机，但是对于伊莎贝尔来说这也不失为一桩好事。此时仍供职于报社的记者多少都对魏地拉将军的政权表示效忠。而伊莎贝尔和拉斐尔，作为左派的庇隆主义5者，他们永远不会同意自己的文字出现在诸如《卡比尔多》或者其他还在出版的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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