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建雄这些话，我没有出声。如果说，我写的这一切，只是一个普通文字工作者伏案杜撰的故事，那么，这一会，我这故事里的我——邵波，应该是面对着敌人的威胁，毫不犹豫地说声不，并用义正言辞的正义语句，对面前的建雄冷面相对。
可惜的是，我并不是小说里的人物。
记得有句某老外对咱国家的评价：中国，就是无数个完全相同的城市组成的。
诚然，相信所有人都知道，在九十年代初期，每一个我们生活着的内地城市里，都有着一股相同的势力——那就是有官员背景在幕后指使的所谓官商，而且，这些官商还都世界大同地在各个城市里，开着一家在当地最大的娱乐场所。而也是在那个年代，似乎这股势力，完全能在那小城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句实话，建雄所说的话，并不能完全说只是他的威胁，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可悲的是，我并不是啥人物。我那已经退休的父亲、母亲已经苍老，自己也只是个被单位开除的小年轻。对于这股势力。尤其像我，能对这股势力起到什么影响呢?——包括建雄对这案子莫须有的手段，又包括古市长现在对我的厌恶。
沉默了很久，我觉得刚刚还因为感觉到了建雄的卑鄙，自个儿高大起来的我，在这片刻后，居然越发卑微起来。建雄的气场很大，其实，在他还只是建伟哥羽翼下的冲动汉子时，他就有对周围一切都能控制的张扬个性。而到建伟哥走后的这十多天，他完全成熟起来，很多事情，也都变得很有分寸，俨然是他哥的一个翻版。
于是，我有了一种感觉：可能在很多年前，建雄就已经成熟到现在的心境。只是，他在他哥哥的羽翼下，不能显露出来罢了。
我越发明白，这一切，不过都是在建雄的掌握中罢了。
我把建雄哥给我点的那根烟再狠狠吸了几口，在烟缸里掐灭。冲建雄哥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建雄拍拍我肩膀……
第74节
第二天，建雄让我跟财务去银行，转了十万块钱到我账户。那时我在火龙城也干了七八个月，自己就存了三四千块钱。看着存折上那几个零，说实话，我还是很激动的。
那天，我把东西部收拾了拿回家。下午，小军和八戒按照我给他们说的，提着点水果，到我家吃晚饭。饭桌上，小军热情地喊着“邵伯伯，阿姨好!”然后给我爸妈说了他想要我和他去深圳的计划。
我妈听了，有点不高兴，皱着眉。爸却没有露出不快，反而转过头来问我：“邵波!你自己怎么看?”
我顿了顿，说：“爸，我也想出去闯闯。”
爸叹口气，头转过去对着妈，但说的却似乎是给我听的：“孩子大了，在某城这么呆下去，一辈子可能就和我们一样，这样平静地过了。世界已经变了，我每天看新闻联播，外面的世界已经和我们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了。唉!孩子他妈!让邵波出去走走也好。记不记得以前刚有传呼机那会，那时候邵波刚毕业进分局，我们想要送一个给他，機也犹豫了很久，毕竟咱一辈子下来，也没啥结余。而现在呢?大哥大都满天飞了，邮局里卖的那些大哥大，只有一包烟这么大了。世界变了，孩子也大了，让他自己出去闯闯，也好啊!”
妈听着听着，哭了。
我和八戒、小军订了一周后的火车票。买了票后，我去了趟火龙城。那时，表哥出院了，建雄让他接了我的班。表哥见到我还是叫我：“邵波哥!”然后介绍我认识另外两个大高个，穿着我和八戒留下的黑西装，拿着对讲机。两人对我微微一笑，但跟神中没有一丝丝友好。毕竟在他们眼里，我是他们领导——表哥位置的一个潜在对手吧!
建雄好像啥事都没有一般，扯着我到五楼的一个房间里聊了会。说的是一些客套话：“以后我建雄在某城混不下去了，就去深圳找你，到时候别不认我哦。”
临走时，在他那房间的垃圾桶里，我无意中看到里面塞了件衣服，里面有已经撕成碎片的一点纸屑。也是一个刑警的惯性吧，我故意在那里蹲下来系鞋带，认真看了看那件衣服，并随意地把烟头扔进去，顺手抓走纸屑，出了门。
回到家，我把纸屑整齐地摆好，但只能零星地分辨出是一封莎姐留给建雄的信，因为字迹我很清楚。言语间，支离破碎的只是些柔情的话。
猛然间，我想起那件垃圾箱里的衣服，正是小来妈要我带回来给莎姐的——也就是十几年前，建雄离开五岭屯时留给当年的翠姑的。
可悲的是，那件衣服应该是莎姐留下来还给了建雄，然后，衣服到了垃圾箱……仿佛围绕着这一切，本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罢了。
建雄死在1999年底，千禧年之前吧!我离开某城后，建雄在某城越来越嚣张，后来还开了一间之后年月流行起来的的士高、一间夜总会。下面养着的所谓内保，也就是沿海称呼的马仔越来越多。据说最高潮的时候，他老婆的表妹，在某服装店里买件衣服，人家不肯打折，换回来的结果就是那家店被人砸个稀烂。1997年香港回归前，已经涉足房地产业的他，因为某老城区的拆迁，他下面的人弄出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案子，于是，省公安厅派了专案组到某城，把他们兄弟十几年一手打下来的江山全部端了。抓了三十几个人，按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处理的，枪毙了几个人，其中就有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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