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场危机迫使我发生了改变。正如幸存一样，区别对待并非一个主观愿望的问题。变得感情化一些，使自己沉湎于疑惑中，或者考虑一个孩子失踪18个月的含意……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这就是绑匪们所希望的。他们盼着我倒下，但是我顶着压力照常顺利工作。我处于最佳状态，这我知道。我现在只能这样。我能理智地看待形势。
当务之急是：不，这次我不会报警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只能坐以待毙。
埃德加塞满钱的行李袋递给我时，我有了主意。
我把电话打到谢里尔和伦尼的家里。没有人接。我看了看表，上午8点15分。我没有谢里尔的手机号，不过找她面谈此事更好。
我开车前往威拉德小学，8点25分赶到。我把车停在一排多功能运动车和面包车的后面，下了车。与其他很多学校一样，这所小学由建筑师设计的一层砖瓦建筑(有水泥后楼梯)由于四周林立的扩建物而失去了原来的造型。有的扩建物试图与原来融为一体，但是还有一些建筑物——一般都是建于1968年至1975年期间，镶嵌着蓝色玻璃和零零碎碎的瓷砖——看起来就像世界末日之后的温室。
孩子们跟往常一样，散乱地散布在操场四周。眼下父母们还待在这里，看着他们。他们聊着天。铃声响起时，直到看着自己的孩子安全地进入那栋砖房或明亮的蓝色玻璃建筑时，他们才放心地离开。尽管我讨厌看到父母们眼中流露出的担心，但我对此颇为理解。等到你为人父母时，担心会成为你挥之不去的伴侣。它永远也不会离开你，至于原因，我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例证。
谢里尔的蓝色雪佛兰汽车开进了减速线。我转向她。她正把贾斯汀从他坐位里解下来，这时她发现了我。贾斯汀例行性地与她吻别——一个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举动——接着就跑开了。谢里尔看着他，好像担心他会在这么短的一段路上消失一样。孩子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担心，但这也正常。
“嘿，”谢里尔对我说。
我应了声嘿。接着说：“我需要点东西。”
“什么东西?”
“雷切尔的电话号码。”
谢里尔已经冋到了驾驶室门旁。“上车。”
“我的车停在那边。”
“我会送你回来的。游泳训练耽误了时间。我得把玛丽安娜送到学校。”
她已经发动了汽车。我跳进她旁边的客座，转过头向玛丽安娜笑了笑。她戴着耳机，正用手指飞快地玩着她的高级版掌上游戏机。她心不在焉地朝我挥挥手，眼珠抬都不抬一下。头发还是湿的。康纳坐在她旁边的婴儿座上。汽车里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氯气味，但我却鬼使神差般地觉得闻起来很舒服。我知道，伦尼把车子精心打扫了一遍，但你不可能老是保持得干干净净。坐位之间的空隙里散落着一些法式炸土豆。不知哪来的面包屑粘在座位上。我的脚下到处都是遭到雨靴袭击的学校通知和孩子们的艺术作品。我屁股下有个小机器人，就是麦当劳的快乐套餐派送的那种。我们之间是一个盛CD片的匣子，上面显着《这才叫音乐14》，布兰妮、克里斯蒂娜和男孩乐队的最新歌曲应有尽有。后面的车窗上脏兮兮的，到处都是油污的指纹。
谢里尔的眼睛盯着公路。“我天生不愿刨根问底。”
“但是你想知道我的意图。”
“我想也是。”
“如果我不告诉你呢?”
“也许，”她说。“你不告诉反倒好一些。”
“相信我，谢里尔。我需要这个号码。”
她摁下开关，打开信号灯。“雷切尔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好啊。”
“她花了好长时间才忘掉你。”她犹豫着。
“我不也是吗?”
“一点不错。我不是说这样就对。只是……有些事你得知道。”
“比如说?”
她的眼睛盯着公路，两只手握住方向盘。“你问过伦尼我们为什么从来不把她离婚这事告诉你。”
“是的。”
谢里尔扫了一眼反光镜，不是看公路，而是看她女儿。玛丽安娜似乎沉浸在游戏中。“她没离婚，而是丈夫死了。”
谢里尔在中学前面停下车。玛丽安娜取下耳机，下了车。她没有啰里啰嗦地作例行的吻别，而是说了声再见。谢里尔把车倒回车道。
“我很难过，”我说，因为人们在这种场合都要这么说。因为此时的思维方式非常奇异，甚至令人毛骨悚然，我差点加上一句：嘿，雷切尔和我另外还有些共同之处。
这时，谢里尔好像读懂了这些想法似的。她说：“他是被枪杀的。”
有好几秒钟我们的心头被这一不可思议的类似事件压得沉甸甸的。我一言不发。
“具体细节我不知道，”她迅速加了一句。“他也是联邦调查局的。当时雷切尔是联邦调查局级别最高的女性之一。他死后她就退休了。她不再给我打电话，从那之后她的境况就不大好。”谢里尔将车开到我的车旁，停了下来。“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我想让你明白。从大学时算起，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雷切尔现在不是多年前你爱着的那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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