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酒吧搜了个遍，没有看见安迪的身影。尽管我戴着一顶棒球帽盖住了半边脸，一路穿过酒客群时却还是撞上了好几次心惊的时刻，有人猛地扭头对着我，瞪大眼睛想要看个究竟：“是那个家伙!对吧?”
此时正值七月中旬，我说不好自己到十月的时候会不会成了穷凶极恶的化身，被一些没品位的家伙用来当万圣节装扮的角色：他们会披上一团金发，在胳肢窝下夹上一本《小魔女艾米》。据玛戈说，她已经接到好几个人电话询问“酒吧”是否发售相关的正版 T恤(“酒吧”并不发售相关的正版T恤，谢天谢地)。
我找了个座位，又找酒保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保的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他定定地凝视了我很长时间，看上去正在寻思是否要给我酒喝，最后才不情不愿地在我面前放下了一个平底小玻璃杯，鼻翼还跟着扇了一扇。我掏出钱包，他充满戒意地伸出一只手拦住我，“我不想要你的钱，请自己留着吧。”
我没有理睬他，还是扔下了几张现钞，那家伙说的真是混账话。
我招呼他再上一杯酒，他却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摇了摇头，又朝着正跟他聊天的女人斜过身子，片刻后她装作正在伸懒腰，暗自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一边合上嘴一边点点头，意思是说“就是他，尼克·邓恩”，于是酒保再也没有现身。
这种时候不能呼天抢地，也不能采取铁血手段骂一句：“嘿，傻瓜，你到底要不要给我上杯酒?”人们既然已经把你当作混账，你可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长了一双识人的慧眼。在这种关头只能乖乖忍气吞声，但我并不打算起身走人，而是对着面前的空玻璃杯坐着，假装正在苦苦地思索。我先查了查一次性手机，以防安迪打过电话——她并没有打过;随后我又拿出自己的手机玩了一会儿单人纸牌，假装玩得全神贯注。这事该怪到我太太的头上，是她害得我在自己的家乡都没法喝上一杯。上帝呀，我真是打心眼里恨她。
“你刚才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吗?”
我的面前站着一个女孩，年龄跟安迪差不多，是个亚洲人，长着一头及肩的黑发和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
“您说什么?”
“你刚才喝的是什么酒，苏格兰威士忌吗?”
“是呀，没法子……”
这时她已经动身到了酒吧的另一头，脸上灿烂的笑容透露出几分求助的意味，正在设法吸引酒保的目光：她还真是一个惯于吸引眼球的小妞呢。等到再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端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拿去喝吧。”她吩咐道，于是我照办了，“干杯。”她边说边举起一杯滋滋冒泡的透明饮料，我们碰了杯，“我可以坐这儿吗?”
“其实我待不了多久……”我边说边打量着周围，确保不会有人正用手机摄像头对准我们。
“那好。”她耸耸肩露出一缕微笑，“我可以假装不知道你是尼克·邓恩，但那样也太无礼了。顺便说一句，我是站在你这边的，眼下你的名声可实在不太好听。”
“多谢你，眼下是……呃，是个诡异的时刻。”
“我可没有开玩笑，你知道人们怎么评价法庭上的‘犯罪现场调查’(CSI)效应吗?所有陪审员都已经看过太多CSI剧集，害得他们相信科学可以证明一切!”
“没错。”
“嗯，我觉得也存在一种‘毒夫效应’，大家看过的真实罪案节目都太多了，里面的丈夫总是凶手，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认为案件中的丈夫正是坏蛋。”
“说得太对了，”我说，“谢谢你，简直说得丝毫不差，再说埃伦·阿博特……”
“让埃伦·阿博特见鬼去吧，”我那位刚刚结识的朋友说道，“她整个儿是一套变态的法规戒条，只不过披着女人的皮囊，心里恨死了男人。”她又举起了酒杯。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再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吗?”
“这名字太妙了。”
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丽贝卡，有一张掏出来就能用的信用卡和一副千杯不醉的酒量。(“要不要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她来自爱荷华州的马斯卡廷，那个小镇也位于密西西比河畔，丽贝卡本科毕业后搬到纽约以写作为生(这一点也跟我一样)，已经在一家婚尚杂志、一家面向上班族妈妈的杂志，还有一家少女杂志当过编辑助理，结果这三家杂志在过去几年中纷纷关门大吉，因此丽贝卡眼下正为一家名叫“迷案缉凶”的博客干活，她此次前来就是为了采访我，“只要让我乘飞机去迦太基就行……那些大牌电视网还没有拿下他，但我肯定能从他那儿挖到真材实料!”见鬼，她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识还真是让我击节赞叹呢。
“我一直跟其他人一起守在你家外面，接着又跟到了警局，后来想要喝上一杯，谁知道却偏偏见你进了这家酒吧，真是妙极了。这事有点儿蹊跷，对吧?”她一直在不停地摆弄着自己的金圈耳环，几缕秀发掖在了耳后。
“我该走了。”我已经快要口齿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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