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护士从门口探出头，询问道：“是帕克先生吗?快点进来，她正在……”
哦，我预料到了，我已经想到护士会告诉我这个消息，但惊恐还是让我的膝盖一软，差点儿跪倒在地上。
护士跑过来扶住我，急忙解释说：“别着急，我说的是镇静剂……我刚才是要说她正要睡着了。上帝，我真是太蠢了，帕克先生你不要担心。”
我那肥胖的母亲躺在医院又小又窄的病床上，花白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放在床头的手就像婴儿一样白。虽然她的嘴角还没有像我想象中一样扭曲，但依然显得那么无助。她脸色蜡黄，双眼紧闭，那曾经是她身上最美丽、最有活力的地方。
当护士呼唤珍妮·帕克的时候，她缓缓睁开眼，然后看到我。她颤抖着举起手臂，刚抬起一点又很快落下去。她轻声地喊着我的名字：“阿兰!”
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我立刻跪在地板上张开双臂拥抱住她。她的身体那么温暖洁净，我亲吻着她的额头，她用手指轻轻地擦去我眼角的泪，一个劲儿地用虚弱的声音对我说：“不要哭，不要哭。我说过，我周末就会好的。”
她的眼睛慢慢闭起来，又慢慢睁开。我想她一定觉得眼皮非常沉重，镇静剂让她不得不入睡，可是她还想再看我一眼。她望着我的衣领说：“你是怎么来的?车修好了吗?你的衣领怎么有血?”
虽然她每一个字都说得那么吃力，可是并不含糊。我感到有一点儿尴尬，却又觉得无比慰藉。虽然我害怕乔治·斯托伯的恶作剧会变成真的，但正是因为他的出现，才让此刻的我感到如此感伤，对于母亲如此不舍。
“我是搭便车来的，在路上蹭破了一点儿皮，不过没关系。”
“哦，天哪，要小心，别搭车了……危险。”
她握着我的手，手心依旧那么温暖：“我梦见我们去新汉普斯尔游乐园玩了，排队去坐能爬很高的东西，你还记得吗?”
“是过山车，我记得，妈妈。”
“你害怕了，我还骂了你。”
“哦，不，妈妈，你没有……”
她的嘴角向酒窝的方向咧了一下：“我还打了你，天气很热，我很累，可是你仍然……我不该那么做，孩子，我只想说对不起。”
我感到自己的眼角又湿了，护士走进来开始催促我离开。我拉起母亲的手，亲吻着说：“没有关系，妈妈。我明天再来看你，我爱你，妈妈!”
五天之后，我的母亲就出院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她无法走路，总是一瘸一拐，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一个月之后，她就可以上班了，而我又回到学校去读书，同时也在比萨店里找到一份临时工作。虽然赚钱不多，但足够修我的车，这样我就再也不用搭便车了。
之后的七年里，我和母亲过着平静而又祥和的生活。我每天都会跑去看她，一起打牌、看录像带，日子是那么欢乐。我不知道这几年乔治·斯托伯怎么了，但我有一种欠他的感觉。
忽然有一天，我发现那枚惊悚园的徽章找不到了，而麦克蒂夫人也突然打来电话。听到电话那头她的哭泣声，我就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那正是我一直隐隐约约预料到的——玩就玩了，做就做了。
母亲的葬礼结束之后，我回去收拾她的遗物，在她的床铺下面居然找到了那枚惊悚园的徽章。我将它紧握在手中，让别针一直扎进我的手心，疼痛为我带来辛酸的快感。我泪眼模糊地看着那枚徽章，质问那静谧的房间：“你满意了吗?够了吗?”
没有人能够回答我，每个人都在排队等待生活。我在月光里许愿，在过山车上花钱接受惊吓，但效果是一样的，轮到你的时候你也无须害怕。生活就应该丰富多彩，你所能做的就是：玩就玩了，做就做了。
而最后的时刻到来时，你只能带着你的徽章，离开……
第八个受害者
〔美国〕希区柯克
我的车速已经超过每小时130千米的速度了，可由于公路的平坦和漫长，我仍感觉不到快。我的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年轻人，他有一头火红的头发，正专心听着收音机。他在公路上拦顺风车，我是唯一一个肯让他上车的人，其他人看到他的古怪造型都不敢停车。说他古怪，其实除了头发是火红色以外，长相也没什么特别之处，眼睛明亮，透着不羁和疯狂。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比普通人要矮，而且面嫩，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可事实上他已经20多岁了。
新闻播报完了，他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跟我说：“现在警方已经发现第七个受害者了。”
我点点头回答：“是的，我刚刚也在听。”我用一只手揉了揉脖子，长途行驶总会让我的脖子和后背感到疲累。
他看了我一眼，狡猾地笑了笑：“你很紧张吗?”
我瞟了他一眼：“没有啊，我为什么要紧张?”
他把狡猾的笑容一直挂在嘴角：“警察在爱蒙顿城周围50千米的道路上都设置了路障。”
“我知道。”
他几乎笑出了声：“他们抓不住凶手，凶手可比所有人都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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