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像照镜子时一样猛然扭过脸，走到箱子前，开了锁，掀开箱盖，跪下来找东西。雨开始哗哗地下了，她忍不住回头去看光秃秃的床，上面就放着那信。在雨的帘幕后面，仍然伫立着的教堂钟敲六下。她数着缓慢的钟声，很快地愈来愈害怕。“安排好的时刻——我的上帝，”她说，“什么时刻?——我该怎样——?在过了二十五年以后——”
花园里有一位姑娘和一位军人在说话。她从没有看清他的脸。天很黑，他们在树下告别。在那关键时刻看不清他，似乎她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似的——为了证实他出现不止这几分钟，她常常伸出手来。他每次都毫无温柔之意地把它压在制服的纽扣上，使她好疼。军人从法国回来休假，现在离假期结束那么近，她只有希望他已经走掉。时间是一九一六年八月。他没有亲吻，而是远远地推开惊恐的凯瑟琳审视着，看得她觉得他眼中闪着鬼气。她转脸从草坪上望去，在树林间，可以看见客厅亮着灯。她吸了一口气，想象自己奔跑着冲进母亲和姐姐平安的臂弯里，叫道：“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他走了。”
听见她吸气，未婚夫漠然地说：“冷吗?”
“你要走得那么远。”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远。”
“我不懂?”
“你不用懂，”他说，“你会懂的。你知道我们说过的话。”
“可那是——如果你——我说，如果。”
“我将和你在一起。”他说，“早晚而已。你不用做什么，只要等待。”
只一分多钟以后，她自由地跑过静静的草坪。穿过窗户，她看见母亲和姐姐，她们一时没有发现她。她已经觉得这古怪的许诺把她和其余的人类分开了。没有别的奉献自己的方式更使她感觉孤独迷惑和注定受到诅咒了。她不能做出更不祥的盟约了。
几个月后，有报导说，她的未婚夫已经失踪，推测是阵亡了。她的家庭不只支持她，而且能够毫不吝啬地称赞她的勇气，因为他们对那未婚夫几乎一无所知，也就无所遗憾。他们希望她在一两年内能把自己安慰好——如果仅只是个安慰的问题就简单多了。她的麻烦是，在不明显的悲痛后面，她和一切事物完全脱节了。她没有拒绝求婚的人，因为他们从未出现。好几年她对男子毫无吸引力。快到三十岁时，她变得很自然地分担着家庭为她年龄日长的焦虑，开始张罗，猜测着自己的命运。她三十二岁那年，威廉·杜路沃求婚，使她如释重负。她嫁了他。他们在这安静的、树木茂盛的肯星顿一带住下来。岁月积累，在这所房子里，孩子们都长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炸弹才把他们赶开。作为杜路沃太太，她的生活圈子有限，而且她从不肯想到有人注意着她的生活。
事情就是这样——不管写信的人是活还是死，他送来了威胁。杜太太不能老跪着，背对空屋子，她从箱子边站起，坐在一个直背椅上，这椅子坚定地靠着墙。旧卧室弃置了。她婚后的伦敦的家整个气氛就像一个有裂缝的杯子，使回忆连同它安抚的力量或蒸发或漏掉了。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危机——而就在这关口，写信人有见识地给她当头一棒。在这个傍晚，这座房屋的空虚把许多年来的笑语喧哗、习惯、脚步全勾销了。透过关闭的窗户，她只听到周围房顶上的雨声，为了振作起来，她说自己在闹情绪——闭上眼睛两三秒钟告诉自己那信不过是幻想，可是睁眼一看，它就在床上。
那信怎样进来的神秘一面她不肯想。在伦敦，有谁知道她打算今天来到这座房屋?无论如何，明明是有人知道了。就算是管房人回来了，也没有理由料到她来;他会把信装在口袋里，按部就班地去投邮。也没有别的迹象显示管房人来过了——但是，如果不是管房人来过呢?放在一座空屋门口的信不会飞，也不会走上厅里的桌子的。这信不会坐在空桌的灰尘中，那神气似乎确信一定能遇到收信人。这需要人的手——可是只有管房人有钥匙。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愿去想，没有钥匙也能走进屋子。很可能现在这儿不只她一个人，楼下也许有人在等她。等待——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安排好的时刻”。至少那不是六点钟，六点钟已敲过了。
她起身走过去，锁上了门。
问题是得出去，飞吗?不，不行。她得赶火车。她是家庭生活中可靠的支柱，不愿意没有拿到要拿的东西就回到乡下，回到丈夫、儿子和姐姐身边去。她又在箱子里捡东西了，捡得很快，胡乱一塞，又很坚决地扎好几个包裹。这样，连同原先买的东西，就拿不了了。这就是说需要出租车。一想到出租车，她的心轻松起来，恢复了正常呼吸。我现在就打电话叫车，车不会很快来，听见马达响，我再平静地下楼，穿过前厅。我要打电话——可是不行，电话线路早掐断了。她拽着电线的结头，那是她错系上的。
逃走吧……他从来对我都不好，不是真的好。我不记得他好过，一点儿没有。母亲说他从不关心我。他就是一心要得到我，那就是他的感情，不是爱情。不是爱情，不想让别人好过。他做了些什么，让我做出那样的允诺?我不记得——但是她发现她是记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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