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肯定以为，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听到这样一番话，或者夺门而逃，或者大发歇斯底里，或者全体晕倒。三者必居其一。实际上，当时这三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或者三种全部发生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说实在话，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不过也许真正的原因应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里去寻找。它本身就是按相反的规律而发展的，如今凡是自相矛盾和不可能的事情，一般都用它来解释。也可能是木乃伊那副十分自然、不容置疑的神气，使他的话不能使人产生恐惧，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事实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流露出惊恐万状的神情，而且似乎并不觉得有特别出格的地方。
就我来说，我觉得一切正常，只是站到一边，躲到埃及人的拳头的袭击范围以外。波诺纳医生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对木乃伊怒目而视，满脸涨得通红。格里登先生摸摸胡子，把衬衫领子翻了上去。白金汉先生低垂下头，把右手的大拇指塞进了左边的嘴角里。
埃及人板着脸孔对他瞅了几分钟，然后用讥讽的口吻说：
“您为什么不说话?白金汉先生?您听到我的问话没有?快把大拇指从嘴里拿出来!”
听了这话，白金汉先生浑身微微一震，把右手大拇指从左边嘴角里抽出来。作为补偿，又把左手大拇指塞进了右边嘴角里。
木乃伊从白金汉先生嘴里得不到答案，便怒气冲冲地转向格里登先生，用命令的口气笼统地问我们究竟想干什么。
格里登先生用埃及语做了一番长篇大论的回答。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印刷所里缺少象形文字的铅字，我倒很愿意在这里把他的精彩演说原样抄录出来。
我不妨顺便提一句，以下的有木乃伊参加的全部谈话都是说的古埃及语，由白金汉先生和格里登先生加以翻译(这是对我和另外几个游历不广的人而言)。这两位先生说起木乃伊的母语来流利动听，非常地道。然而我还是注意到(当然是因为谈话涉及一些完全现代的概念，它们对这位客人来说无疑是完全陌生的)，这两位旅行家有时不得不借助一些直观的方法来表达某个特殊的意思。比如，有一次格里登先生怎么也不能使埃及人明白“政治”一词的意思，最后他急中生智，用炭笔在墙上画了一个酒糟鼻子的矮个儿绅士，身上穿着破衣烂衫，站在一个树桩上，左腿缩在后面，右手握拳向前掷去，两眼朝天，嘴巴张开成九十度的直角。同样的，白金汉先生怎么也讲不清“假发”这个非常现代的概念，最后(在波诺纳医生的建议下)，他脸色变得惨白，同意把自己头上戴的脱下来。
可以理解，格里登先生演讲的主要内容是拆出木乃伊并将其解剖对于科学的重大意义，同时对因此而给他——这位叫做“奥拉米斯泰鸿”的木乃伊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最后微妙地暗示(充其量只是微妙的暗示)：既然这些细小问题都已经解释清楚，我们不妨继续进行研究吧。这边波诺纳医生已经把器具都准备好了。
对于演说家的最后这个建议，奥拉米斯泰鸿似乎存有一些顾虑，我不清楚其实质究竟是什么。不过他表示对我们的道歉感到满意，为此他从桌子上跳下来与我们一一握手。
这个仪式结束后，大家赶紧七手八脚地修补我们的实验对象遭受的手术刀的伤害。我们为他缝合太阳穴上的伤口，给他脚上缠了绷带，还往他鼻尖上贴了一块一英寸见方的黑膏药。
这时我们看到伯爵(这似乎是奥拉米斯泰鸿的头衔)轻轻打了个哆嗦——无疑是着凉了。医生立刻奔向他的藏衣室，转眼取回一件詹宁斯服装店最佳款式的黑色外衣，一条天蓝色格子布的吊带裤，一件粉红色方格棉布内衣，一件翻边的织锦缎背心，一件白色宽松大衣，一根弯头拐杖，一顶无檐帽，一双黑漆皮鞋，一双淡黄色山羊皮手套，一副眼镜，一圈胡须，还有一个瀑布式领结。由于伯爵和医生的身材有所差异(比例大约是二比一)，在把这些衣服加到埃及人身上时遇到了一些困难，然而当一切都弄妥之后，他可以说是穿戴齐全了。于是格里登先生让他挽着自己的手臂，带他到火炉边的一张舒适的椅子里坐下，医生马上拉响铃挡，让仆人送雪茄烟和葡萄酒来。
谈话很快热烈起来。自然，我们对奥拉米斯泰鸿仍然活着这一不同寻常的事实表示了极大的好奇。
“我以为，”白金汉先生说，“您应该早就死了。”
“什么，”伯爵显得十分震惊，“我才七百多岁，我父亲活了一千岁，而且死的时候还没有到昏庸老朽的地步。”
这引起一连串活跃的提问和计算，最后终于发现，对这位木乃伊对年代的判断显然存在严重错误。他被埋入埃雷西亚斯墓穴距今已经有五千零五十年零几个月了。
“不过我的意思，”白金汉先生继续说，“不是指您下葬时的年龄，(事实上我很愿意承认您还是个年轻人，)而是指您包在柏油里度过的那段漫长的时间，从您的样子看，您是柏油包身的。”
“什么包身?”伯爵问。
“柏油，”白金汉先生重申。
“啊，是的;我隐约明白您的意思了，当然，柏油或许也很管用——可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只用二氯化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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