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病发作了。”她用拖腔拉调的北方口音说，“刚好是在餐馆里。你就不要急匆匆地赶来了。医生说还好，她依然清醒，还能说话。”
“啊，可她要不要紧?”我问，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甚至显得轻松，但心却狂跳起来，宿舍忽然变得燥热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因为是周三，我的舍友一整天都有课。
“哦，她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告诉你，但别吓着你。想得相当周到，你说是吗?”
“是的。”我当然吓着了。当有人打电话给你说你母亲从工作的地方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时，你的感受会怎样。
“她告诉你，就待在那里安心读书，到周末再说。还说，如果课不紧，也可以来。”
当然马上就去，不然就没有机会见面了。我母亲躺在南方160公里外医院的病床上，可能快死了，我怎能还待在这破烂不堪的、充满啤酒味的宿舍里。
“你妈她还年轻。”麦考蒂夫人说，“只是这几年，干的活太重，得了高血压，加上又吸烟，看来她不得不戒烟了。”
可我认为她不会戒烟，无论病有没有发作，她嗜烟这点我很清楚。我谢了麦考蒂夫人。
“我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你。”她说，“阿兰，那么你什么时候来，周日吗?”她的语气中透着一丝狡黠，似乎知道我会去。
我望着窗外，美丽的金秋十月的午后，这片新英格兰湛蓝天空下的树林，金黄的树叶飘落在弥尔大街上。我瞥了下表，3点20分。电话铃响起时，我正准备离开宿舍去上4点开始的哲学讨论课。
“你开玩笑吧?”我反问，“我今晚就到那儿。”
她笑起来，笑声干涸而略带嘶哑。麦考蒂夫人总是对戒烟、她自己和她的威斯顿牌香烟津津乐道。“真是好孩子，你直接到医院，是吗?然后再开车回家?”
“是，我想是这样。”我回答。我想就没有必要告诉麦考蒂夫人我的车的传动装置坏了，哪儿都开不了，只能开出停车场的车道。我将搭便车去路易斯顿镇的医院。如果不太晚，从医院出来后我就回哈罗镇的家中。如果太晚了，我只好在医院的长椅上打个盹了，或坐在街边的长凳上，头倚着可乐贩售机打盹。反正这不是第一次搭便车回家了。
“你家门的钥匙肯定在红色的手推车下面。”她说，“你知道我指哪儿，对吗?”
“知道。”我母亲放了一辆红色的手推车在屋后的小棚屋门边，是用来种花的，到了夏天小棚屋里开满鲜花。听着麦考蒂夫人的电话，我可以想象在哈罗镇的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小屋，夕阳西下后无人开灯，今晚将陷入黑暗之中。麦考蒂夫人说我妈还年轻，但对于才21岁的我来说，48岁似乎已经很老了。
“小心点，阿兰，别开快车。”
我的车速，当然是由我搭乘的车的司机决定，我希望不论司机是谁，最好像逃离地狱般开得快快的。我所关心的只是要尽快到达缅因中部医疗中心。但没有理由让麦考蒂夫人替我担心。于是我说：“不会的，多谢了。”
“很好。”她说，“你妈就会好起来的，看到你她一定说不出有多高兴呢。”
我挂上电话，草草地写了张便条，说明了发生的事及我的去向。我请一个比较负责的舍友，赫科特·帕斯摩尔，帮我打电话给辅导员请他告诉我的任课教师我缺课的原因，这样我才不会挨批，因为有两三个老师最恨逃课。然后我塞了几件要换的衣服到背包里，再加上一本卷了边的《哲学入门》，一头直奔出去。我将拉下下周的课，还好所上的课程我学得不错。
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让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似乎哲学课本上的观点对它都不适用。我渐渐看清了人世的真谛，一个人洞察世事而没有哪本书能解释清楚，我想有时只有忘却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如果能忘却的话。
从在奥罗诺的缅因大学到安得罗瑟金郡的路易斯顿镇有190多公里，最快的路是走i-95收费高速公路，但如果搭便车，这路就不好走了。州警察总爱在这条路上驱赶搭车的人，甚至只站在公路的坡面上他们也会赶。如果被同一个警察抓到两次，他还会开单罚你。所以，我只好从68号高速公路走，这条路从本格开始向西南蜿蜒，还是蛮好走的。只要你看起来不像个地地道道的神经病，就很容易搭上车，大多时候也没有警察管。我搭上的第一辆车是由一个郁闷的保险经纪人开的，他把我载到了纽波特。我在68号公路和2号公路的交接处等了20分钟左右，又搭上了一位老绅士开的车，他要去波多依汉。他一边开车一边抓裤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窜来窜去。
“我妻子总是提醒我，如果我还喜欢载搭便车的人，可能就会被人在背后插上一刀，横尸水沟。”他说，“可当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拦车时，就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的岁月，我也曾伸出手竖起拇指拦车(伸出手竖起拇指，在美国如要搭便车，只需在路边伸出手竖起拇指，开车的人就知道了。)，也搭上了车。现在，她都死了四年了，我还活着，还是开着这辆老道奇车，我很想念她。”他急切地抓向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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