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里没人会载搭便车的人，那绑疝气带的老头这么说。有几分真实呢?我走在贯穿路易斯顿的大街——有36个街区的里斯本大街和9个街区的肯内尔大街上，经过所有的自助酒吧，里面的自动点唱机放着弗里吉尔、ad/dc乐队和雷德·杰皮林的法语老歌，从头到尾我始终没伸出手竖起拇指。没有人开车经过，情况似乎不妙。我到德姆斯大桥时已经11点多了。可一到哈罗镇的地界，我遇到了第一辆车，手一伸它就停了。40分钟后我已在屋后棚屋门边的红色手推车下面摸索家门的钥匙。再过十分钟我就躺到床上了。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独自在这个房子里睡。
第二天12点15分时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我想可能是医院打来的，医院的人会告诉我说我母亲病情急剧逆转，几分钟前刚过世，深表难过。但一接电话才知道只是麦考蒂夫人想知道我是否在家里，以及我昨晚看望我母亲的事(她问了我三遍，第三遍快结束时我开始感觉像谋杀案中的罪犯被审问一般)。她还问我下午是否坐她的车去医院看望我母亲。我告诉她这太好了。我挂上电话走出卧室，卧室门边有面落地镜。镜子里是一个胡子拉碴的高高的年轻人，腆着小肚子，只穿着一条宽大的内裤。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不能再神经兮兮的了，老兄，今后不要再每次电话响就以为是有人报丧。”
就算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想也没有关系，时光会使记忆模糊，时光总会使一切……但奇怪的是昨晚的事仍然历历在目。我仍记得斯托伯反戴的帽子下面的俊脸，耳朵上夹着的卷烟，吸烟时，烟从他脖子上的断缝里渗出来，他讲的卡迪拉克贱卖的故事仍萦绕在我耳边。时光将会使记忆模糊，但并不是一时半刻。而且我还有那个徽章，它仍在我堆在浴室门边的衣服上。这徽章是我昨晚的纪念品，并非每个经历鬼故事的勇者都能从中得到证明其真假的纪念品吧?
房间的角落有一套旧立体声音响。我翻着旧磁带想找些带子在我刮胡子的时候听。我找到了一个标有民歌集萃的磁带，把它放入机子中。这个磁带是我在读高中时录的，几乎记不起里面有什么歌了。一听才知道是鲍伯·戴兰哀唱纪念海蒂·卡罗寂寞离世、汤姆·帕克顿吟唱思念散落各方的老友，接下来是大卫·范·罗克开始唱他的可卡因布鲁斯。当他唱到第三节中段时，我还在刮胡子，“我大口猛灌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喝得肚子胀胀的。”大卫粗声粗气地唱着他的歌，“医生说它将毒死我，但没说什么时候。”啊，这就是答案。一种犯罪感让我臆想我母亲将马上死去，而斯托伯也从未纠正我的这个臆想。当时我从未问过此事，他怎么纠正我?但很清楚，这个臆想显然是错的，我母亲并不是马上就会死去。
“医生说它将毒死我，但没说什么时候。”大卫还在重复着。
老天，我为什么要责备自己。我的选择违反了自然规律了吗?儿女不是通常都比父母活得长吗?那狗娘养的想吓我，陷我于不义，但我不是就不买他的账吗?我们最后不都坐了过山车吗?
你不就想不受良心的谴责吗?找个方式为自己开脱吧。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但当他要你选择时，你选了她，老兄，你选了她，这就无法开脱了。
我睁开眼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脸。“我已选过了。”我说，我不很相信我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但最终我想我会相信的。
麦考蒂夫人和我去看我的母亲，她已好了些。我问她是否记得昨晚梦见在雷科尼亚的惊悚园。她摇摇头，说：“我几乎记不起你来过，昨晚我非常困，怎么啦?”
“没事。”我说，亲了亲她的额边，“没什么。”
五天后我母亲出院了。出院后一小段时间，她走路一瘸一拐的，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一个月后她又回去干活了，先是只上半天班，但后来就上全天班，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也回校读书，还在奥罗诺市闹市区的一家比萨饼店找了一份临时工。赚的钱虽然不多，但够付我的修车费，这让已我感到很满足。从那以后我就不爱搭便车了。
我母亲想戒烟，坚持了一小段日子。4月份的一天早上，学校放假，我回到家里发现厨房里又像过去那样烟雾缭绕。她羞愧而又不服气地看着我。“没办法，”她说，“我知道你要我戒烟，我也应该戒，可不抽烟我的生活就像缺了什么似的，没有东西可以填补。我只能后悔，当初不该抽烟。”两周后，我大学毕业了，我妈病又发作了，还好不严重。医生对她发出严重警告后，她又想戒烟了，戒了一段后体重就增加了50磅，却又开始抽烟了。正如《圣经》上所说的“本性难移”，对此我深信不疑。幸运的是我第一次找工作就在波特兰找到了一个相当好的工作，我打算让我妈不要再出去干活，但刚开始很难说服她。
我也许最终会不耐烦地放弃对她的劝说，但我现在有坚定的信念去瓦解她的固执。
“你应该赚钱过自己的生活，不要管我。”她说，“阿兰，总有一天你要结婚，别把钱花在我身上，要花在你自己的生活上。”
“你就是我的生活。”我亲着她说，“不管你接不接受，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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