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迸发出那种骇人的尖利笑声，不过这次柔和了一些：
“我没什么要跟牧师说的。我唯一懊恼就是这件事没有办成功。在这样的思想下我怎么能忏悔呢?不过我对她也不怀恶意。既不妒忌，也不憎恨，甚至也不想报复。她赢了，我输了。一个人要是输，也要输得有风度。我可不需要牧师来跟我啰啰唆唆的讲赎罪什么的这一套，达格里许先生。我整整付了六十七年。姨姥姥艾丽和她的毒蝇纸!我大半辈子翅膀都被她的毒蝇纸给粘住了。”
她往后一躺，仿佛全身力量都耗尽了。片刻之间，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接着她又有精神了。她说：
“我相信您的访问使我觉得好过了些。如果今后三天您能抽出时间每天下午来看我，我是非常感激的。以后我再也不会麻烦您了。”
达格里许费了点劲，续了几天假，在当地一家小客栈里住了下来。他每天下午都去探望她。他们再没有谈起谋杀案的事。第四天下午两点钟，他又准时去病房，人家告诉他昨天晚上戈达小姐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点没有打扰别人。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的确是一个风度很好的输家。
一个星期以后，达格里许来向牧师报告了。
“我有机会见到一个人，他对这个案件作过非常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大部分工作他已经替我做了。我调阅了审判记录，去实地观察过柯尔布洛克农庄。我还见到一位与此案关系极为密切的人，此人现在已经死了。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尊重别人对我的信任的，因此，除了必要的以外，进一步的情况我很难再多讲了。”
他自己也觉得他的话说得太装腔作势，而且还有点威胁意味。不过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牧师喃喃说了几句话，表示赞同。感谢上帝，他倒不是一个爱打听的人。他委托了谁，自然是完全信任他的。既然达格里许向别人作了保证，他当然不会追根究底。可是他显得很着急，他们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很紧张。达格里许赶紧往下说：“调查结果是这样的：我可以向您保证，那些陪审员的裁决是公正的，并不是因为什么人做了坏事，才使您祖父的钱传给您的。”
他把脸转开去，瞧着牧师住宅窗户外面那一片宜人的绿荫，免得看到牧师脸上那副欣喜与安慰的表情。好几秒钟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也许老人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示神的恩惠吧。接着他意识到老人在讲话了。牧师嘟哝了几句表示感激，并且对他花了许多时间去调查表示很不安这一类的话。
“我希望你不会误解我的意思，亚当，不过等手续办完之后，我想捐些钱给一个你指定的慈善机构，一个最合你心意的慈善机构。”
达格里许笑了。他自己给慈善机构捐款完全是迫不得已的，每个季度，银行通知他一次，他就缴一次。在牧师眼里，慈善事业仿佛是一个人的旧衣服，旧衣服对主人来说都是老朋友，不过有的仿佛更合身，比起别的旧衣服来，与自己更加意气相投，感情更加融洽。
突然他灵机一动。
“您这样建议真是太好了，牧师。我越了解艾丽姨姥姥，倒越喜欢她了。用她的名义捐钱不是更有意义吗?是不是有一个专门接济退休的、困难的杂技演员与魔术师的组织呢?”
果不其然，牧师知道有这样的组织，而且他还说得出它的名称。
达格里许说：“那我想，牧师，姨姥姥艾丽一定会认为捐钱给这样的机构是最恰当不过了。”
佚名译
14.盗尸
〔美国〕弗雷克·西蒙内利
我们的车驶过这条路的最后一个拐弯时，天空几乎没了亮光。这时，我看见了奎因·安娜医学院灰石构造的塔楼。七座饱经风雨的大楼在荒芜的背景下轮廓清晰，拔地而起，呈半圆形围着一个铺满石块的操场。我原料想这地方的单调气味，经过三十年之后就不再会令我惊讶了呢。这个校址不过告诉了人们它建于医疗科学发展的最初时期，那段历史的意义当然并不重大。
我这次来奎因·安娜医学院是因为收到了一封郑重其事而又颇有点神秘色彩的来信。那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学托马斯·普利盖特写的。他恳求我立即到奎因·安娜医学院来一趟，并且别把这次访问告诉任何人。他没进一步透露什么细节，只是保证说他是极郑重地向我提出这些要求的。自从1904年以后我就没见过托马斯——差不多有十年了——那时他舍弃了在伦敦开业的诊所到医学院去接受教授的头衔。我很了解他，断定他此次召我不是小事。
我做了些必要的安排，让一位年轻的同事照看我的病人，便上了午后的火车来到福尔克莫斯。从火车站到校园的最后几英里路是乘长途汽车，最让人疲惫不堪。路面坑洼，景色凄凉，乡村的服务设施毫不让人感到舒适。长途汽车把我送到主楼跟前。这是校园里最高的一座建筑，它古老的石质结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马上找到院办公室，希望能在托马斯下午下班前找到他。秘书的座位上坐着一位面孔冷峻的女总管。她盯着我向她走近，眼光很不友好。
“晚上一律不办公。”离大老远她就说，但我已经能听见了。我送给她我的名片——吉登·夏普，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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