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员晕倒了，我的身后传来了尖叫和重击声。我感到自己从没有如此镇定。我不是个敏感的人，虽然之前见过许多恐怖的画面，但是几个星期后，我看到从衣橱里出来了三个死人，堆在我的脚边：他们就那样一个个慢慢地出来——几乎是从容不迫地处于这个“跟着头儿走”的可怕游戏里。
看到他们，我不禁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死了。他们掉下来、躺着的地方都蕴藏着一种可怕的死气。
我转向斯泰西，他已经吓得脸色苍白，紧紧地靠着那张铜床的床架。
“让她快去叫医生和警察!”
我分开这三具死尸，把他们排成一排，让他们的脸都朝上。接着我匆匆地扫视了一下房间。
一顶软帽——刚好适合其中的一具死尸戴——放在乱七八糟的床中央。房间的钥匙还在门锁里挂着。房间里没有血迹——除了从衣橱里流出来的，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浴室的门是开着的。浴缸底部有一个破碎的松子酒瓶，根据气味的浓度和浴缸的湿度判断，当酒瓶打碎时，瓶里的酒是满的。在浴室的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一只小威士忌酒杯，还有一只在浴缸下面。这两只酒杯是干净的，都没有用过。
衣橱里从和我肩膀差不多高的地方起都有血迹，壁橱地板上的两顶帽子上也有血迹。
这就是全部：三个死人，一个打碎的松子酒瓶，血迹。
斯泰西和一位医生一起回来，当医生检查死尸时，警察也赶到了。
医生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他指着其中一个人说：“这个人是被钝器敲中了后脑，然后被勒死的。”他指着另一个说：“这个就是被勒死的。第三个的背部被刺，有一个大概五英尺长的刀伤。他们都死了大概两个小时了——死亡时间可能是下午或者再晚一点儿。”
助理认出了两具死尸。被刺的那个人——就是第一个从衣橱里掉出来的——三天前来到了旅馆，登记的信息为华盛顿人，名叫英格拉哈姆，住在915室，与906室隔着三个房间。
最后一个从衣橱里掉出来的人，就是直接被勒死的那个——是这个房间的房客。他的名字叫维森特·戴弗林，是个保险经纪人，从四年前他妻子去世后，他就把旅馆当作家。
第三个人经常可以在戴弗林的公司见到，其中一位职员记得今天12点后他们一起在旅馆待了大约五分钟。从他钱包里的名片和信件可知他叫荷马·安斯利，是兰科史姆和安斯利法律公司的职员，办公室就在迈尔斯大楼里——在戴弗林办公室的旁边。
戴弗林的钱包里大概有150200美元;安斯利的有100多美元;英格拉哈姆的大概有300美元，在他腰部的一个钱袋里，我们找到了2200美元和两颗中等大小的未加工的钻石。三个人的口袋里都有手表，戴弗林的手表值不少钱。英格拉哈姆戴了两个价值不菲的戒指，他房间的钥匙就在他的口袋里。
除了钱——现场看起来似乎不是抢劫——我们在这个案件上毫无发现。全面仔细地搜查了英格拉哈姆和戴弗林的房间后，还是一无所获。
在英格拉哈姆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12张或更多的仔细标记过的名片，一些古怪的骰子和许多有关赛马的数据。而且我们还找到他的妻子，她住在布法罗东德拉万街;他的弟弟，住在达拉斯克鲁彻街;还发现一张我们稍后需要调查询问的名字和地址的名单。但是其他两个房间和谋杀根本没有联系，即使是间接的。
菲尔斯——警察局的指纹专家——在戴弗林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些指纹，但是我们不能判断这是否有价值，他也不一定能把它们都辨认出来。虽然戴弗林和安斯利是被用手勒死的，但是菲尔斯没有从他们的脖子上或衣领上找到指纹。
发现血迹的那个服务员说她那天早上10点到11点去过戴弗林的房间，但是没有给浴室里换新的毛巾。所以下午她又去房间换毛巾。她早上11点到了房间——10：20到10：45之间——那时英格拉哈姆还没有离开。
12点过了几分钟后，安斯利和戴弗林下楼去休息室，电梯员记得在乘梯的过程中，他们还在笑着讨论他们前天的高尔夫球的比分。在那个时间没有人。医生检查谋杀现场时看出了有什么不对劲，凶杀案是有预谋的。
凶手离开了房间，顺手关上了门，然后走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知道蒙哥马利旅馆的中午走廊上很少有人。
旅馆里的员工从没看到过英格拉哈姆和戴弗林在一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两人认识。英格拉哈姆习惯在房间里呆到中午才出去，直到午夜才回来。没有人知道他的事。
在迈尔斯大楼里，我们——就是马蒂·奥哈拉、警察局谋杀细节犯罪科的乔治主任，和我对安斯利的搭档和戴弗林的职员进行了询问。戴弗林和安斯利看起来都是过着平淡生活的普通人：生活中既没有污点也没有怪癖。安斯利结婚了，有两个孩子，住在大湖街。他和戴弗林两个人偶尔和亲戚、朋友聚一聚或是去乡下;目前，据我们所知，他们的生活都很规矩。
今天他们离开办公室，一起去吃午餐，后来想去戴弗林的房间喝杯松子酒，这瓶松子酒是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人偷运过来送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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