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只如此。绑架跟其他的刑案不一样。当上广报官之后，三上熟读全国的报导对策资料，所以明白更可怕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绑架案还牵涉到“报导协定”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是基于对过去完全不顾肉票死活的绑架案报导乱象反思后所产生的协议。当绑匪警告被害人家属不准报警的时候，要是从报纸或电视上得知警方采取行动的话，可能会危及被害人的性命。因此一旦发生绑架案，媒体就必须签订协议，在确定被害人安全无虞或是已经逮捕到绑匪之前，都不能进行采访或报导。因为这个协议而产生的情报的空白则由警方负责填满。警方必须在第一时间提供各大媒体所有跟案情及调查的进展状况有关的情报。问题就出在这一点上。
说穿了，报导协定顶多是媒体之间互相牵制的“媒体间协议”，警方并没有跟媒体签下任何协议。只不过，是不是绑架案件、是不是会危及被害人性命都是由警方判断，因此跟报导协定有关的各种事务性手续也是在警方的主导下进行。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由警方先向记者俱乐部说明案发内容，再要求各家媒体签订报导协定的协议，通常媒体这边也只能“接受”警方的要求，因此客观来看，这其实是“警方与媒体间的协议”。简而言之，就是在各家媒体签订了报导协定的协议之后，警方也必须遵守“绅士协定”才行。
在人命关天这点，双方的确达成了共识，但这其实比较像是一种条件的交换。站在警方的立场，要是媒体不接受这个要求，他们就要伤脑筋了。只要能让媒体签下报导协定的协议，警方就能专心办案，不用再把精神浪费在跟记者的周旋。另一方面，站在媒体的立场，固然会陷入新闻自由与国民知的权利受到损害的作茧自缚情结中，但同时也可以利用这股反作用力，大声强调权力监督机能的重要性。再加上是被迫吞下报导协定的协议，反而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警方提供彻底的调查情报。冷静想想，对媒体其实是有利的协议，因为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得到一般采访绝对收集不到的大量资讯，可是却没有一个记者会这么想。每当发生绑架案，总会有动辄一、两百人的记者和摄影师涌入现场。但是就算冲到第一线，受制于报导协定的规范，所以也无法进行实况报导，只能一群人挤在记者会场的闭锁空间里。当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他们就会陷入欲求不满的压力中，认为是警方害他们变成这样。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新闻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协助警方调查。到处弥漫着这种施恩于警方的气氛，因此在报导协定还没有解禁的情况下，要是警方在提供情报的时候不够明快，就会引发集体性歇斯底里，他们会群起攻之，对警方发动猛烈的攻击。
64当时是什么状况呢?肯定也签订了报导协定的协议吧!可是D县警却没有履行其必须提供情报的义务，隐瞒了“绑匪打来的电话”。说是以最恶质的方式打破跟媒体之间的协议也不为过。不管匿名问题最后会演变成什么局面，D县警与媒体之间的信赖关系早在十四年前就已经瓦解了。组织的权威与信用会被毫不掩饰其敌意的报导撕裂得粉碎。然而这一切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当初塞满64记者会场的记者可能是现在的好几倍，当时的小记者如今全都成了老记者，想必有很多人已经是全国各地的分局长或总编辑，或者是在总公司身居要职吧!这些人全部都是当事人，肯定会对D县警的背叛感到震惊、愤慨，并发出批评的声浪。这些声浪会变成是整个公司的意见，最终成为媒体一致对外的猛烈抨击，排山倒海地涌向警察厅。在野党也会趁机再捅一刀，说不定还会以媒体为靠山，将个人资料保护法或人权保护法案送交国会审议。
——太蠢了。
三上重重叹了一口气。
区区一个地方警部为了逃避问题，却让整个警察组织都陷入绝境，漆原真是罪该万死。不对，真正该死的是当时的刑事部长，久间清太郎。就是因为他姑息漆原个人犯下的错，才会让事情演变成组织的犯罪。丢进部长官邸的“告发函”是幸田发自内心的呐喊，但是却被久间毁尸灭迹。那个总是装出一副知性的嘴脸，一旦真正有事情发生却一点用也没有的美男子，竟听从漆原的现场判断。
不过这也是为了保护组织吧!不管要不要公诸于世，事件本身和犯下的错误都太严重了。发生的时机也糟透了。录音失败过后没几天，雨宫翔子的尸体就被发现了。D县警当时就已经饱受舆论攻击，不难想像要在那个时间点站在宛如一排大炮般的摄影机前，亲口说出还有另一通恐吓电话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可是……。
说穿了还是为了自保吧，久间要退休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要空降到警界的外围团体了。无论有什么理由，留下来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最高级干部为了自保，留下一个非常危险的炸弹给接下来的人。久间或许是算准了只要内部处理得当，这个炸弹就永远不会爆炸。要是他当真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那他就真如当时的传言所说，是个浅薄又短视的男人。眼下就有幸田这么一个告发者存在，被害人的父亲雨宫也知道真相。整个事态就好像是个睡不安稳的巨人一样，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被揭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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