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古教授打断他的话：“也不能说没有联系，我想看看这件事和那个疯婆婆有没有联系。”
苏馆长大吃一惊：“什么疯婆婆?”
季古道：“这几天，常常有个疯婆婆出现在文化馆外面，手拿一朵红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个女弟子的房门，看起来不知所谓。”
“是她!”苏馆长长叹了一口气，“可怜天下父母心，作孽啊!”
季古越听越糊涂，正待开口询问，那个女职员已经把饭菜送了过来。
苏馆长将饭盒打开，推到季古面前：“咱们边吃边聊吧，几十年前的事情，这一说起来话就长了。”
看往事如烟还荒唐1
1967年，人类历史上持续十几年的一幕大悲剧已经拉开了帷幕进入了白热化──那这就是至今提起来依然让人寒心凉齿的“文革”浩劫。那一年，武吉市还叫做武吉县，那一年，苏进步十二岁。
六七年的夏天无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顶峰的时期，完全不同政治观点的革命造反派保存自己消灭对方，恨不得找到十足的证据，把对方证明成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苏进步虽说只有十二岁，但在那个年头也热血沸腾地加入了红卫兵，
武吉县内的大街小巷天天有人发放传单，说明某某派别做出了反革命行为，需要全党共铢之。还有那些重要据点上的的广播喇叭方阵，以超强的发射功率向周围的革命群众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些革命大批判、大辩论进行到极限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就是图穷匕首现，武力解决问题，武斗断断续续地开始发生。
武吉县的造反派最终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民兵为骨干的“武联”，一派是以红卫兵为骨干的“红色阵线”，两派相斗的结果是“武联”获胜，占据武吉县县委大院，“红色阵线”被赶出城区，盘踞在位于郊外的武吉县文化馆。
武吉县文化馆馆长叫赵衡，四十来岁，建国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是武吉市文化馆成立以后任命的第一任馆长，也是个博古通今的学者。当初之所以把文化馆设立在郊外，就是赵衡提出来的。赵衡认为，文化馆设在郊外，不仅可以安安静静做学问，还可以以此为辐射，建设武吉县的文化新区。
在那个时候，年轻的赵衡就有把政务区、经济区和文化区拆分规划的念头，可谓极有见地。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文化馆会变成红卫兵造反派的大本营。
“红色联盟”的头头姓范名卫国，二十来岁年纪，是地皮无赖出身。苏进步因为人小机灵，很得伍卫国的赏识。那个年代的电影或者样板戏中，但凡首长，身边总有个年轻的警卫员。伍卫国附庸风雅，就让苏进步做了他的警卫员，引以为小亲信。
进驻文化馆之后，伍卫国就将所有的文化馆工作人员赶出双层楼房，让他们在院子外面搭棚居住。红卫兵骨干则霸占了原先的文化馆员工宿舍。余下的红卫兵没地方住，就将房间里的古籍档案一古脑地搬出来，扔的扔，烧的烧，把所以的房子腾空住人。
伍卫国将他的势力在这里扎牢后，接着又大搞运动，实行所谓的革命清洗，贴大字报，开批斗会，并将附近村子的农民一起揪来，动员大家检举揭发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大毒草”。
赵衡赵馆长第一个遭到批斗，伍卫国给他的罪名是“敌特”，远离市区设立文化馆就是为了远离党的视线，和海外反动政权联系。
虽然谁也不相信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赵馆长会和特务扯上关系，可是在那个只凭一台收音机就可以定性为“收听敌台之敌特”的年代，任何申诉和帮衬都是无济于事的，那只会招来更大的羞辱和更深切的肉体痛苦。伍卫国代表人民宣判了赵衡的死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受尽折磨的赵衡被拉到不远处的山沟里枪决。
赵衡的死在文化馆掀起轩然大波，伍卫国也觉察到了这股暗潮汹涌，他一贯就是个嗅觉灵敏的人，为了平息民愤，伍卫国派手下将赵衡的尸体运回赵衡的老家武吉市红光乡，算是对罪犯的一个特别“恩典”。
但是让大家意料不到的是，伍卫国送回了赵衡的尸体，却将赵衡的刚满十八岁的女儿赵兰萍抓来了文化馆，罗织的罪名的侵吞人民的财物。苏进步偷偷问过那几个抓人的红卫兵，这才知道罪名的由来是赵家有不少书籍字画。一个位于乡村僻壤的农家，怎么可以有藏书呢，赵衡作为文化馆的馆长，有监守自盗的嫌疑。
那个怀疑一切的年代，夫妻可以反目，兄弟能够成仇，儿女会去揭发父母，学生酷爱批斗老师……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实，已经让大家盲目。谁也不会去想，赵衡作为建国后期的第一代大学生，是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书籍的。
这些若干年后开起来啼笑皆非的罪名，在当时的确可以成立，包括当年的苏进步，也觉得批斗审讯赵兰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知情不报，就是没有阶级觉悟，就是犯了包庇纵容罪!
苏进步唯一接收不了的，就是伍卫国他们审讯赵兰萍的方式。
看往事如烟还荒唐2
在赵兰萍被抓来文化馆的那天晚上，城内的“武联”第一次出城，长距离跋涉来围剿“红色阵线”，战斗在距离文化馆一公里外打响，枪声阵阵，炮声隆隆，很远就能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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