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是第一道坎。”我告诉他，“大部分工作我们已经差不多做完了。”
“你那三位同事呢?他们也一切顺利吗?”
他真正想知道的是谈判的进展。他可不是傻瓜。我们办公室四个人一起制定内务拨款法案，每人负责自己专业那块。拨款总额是两千一百万美元，除以四，每人可掌控的拨款就是五百多万美元。这才是巴里的兴趣所在。其实整个拨款委员会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政府的支出买单。
国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为外人所知：议员有权力通过一项法案，但是没有拨款委员的批准，法案的资金就没有着落。就比如总统虽有权签署法令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免费注射疫苗，但是为那些疫苗付款还得指望拨款委员们，只要他们不同意，总统的免疫运动声势再浩大也是空。在国会曾经流传一个玩笑，说美国国会其实是三党鼎立：民主党、共和党还有拨款委员。虽然这条规矩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巴里却牢记于心。
“他们都还顺利吗?”他问。
“当然都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墙上的钟响了，我打开文件柜上的电视机。C-SPAN的画面立刻出现在屏幕上，巴里循声转过脸去。我又看了看选票比分牌。
“比分是多少了?”他问。
我卖了个关子。“你说什么?”
他顿了顿。可怜的青年，左眼是颗玻璃球，右眼是一片浅蓝色的浑浊，想要从这双眼睛读懂他的心思实在不容易。即便如此，他的声音却不带一丝伪装。“记分牌的比分现在是多少了?”他又问。
我笑了，仍在研究他的神情。说真的，如果他跟我耍什么把戏我是一点也不吃惊的。不，收回我的话，我可能还会吃惊。哈里斯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允许让一个外人知道这游戏，哈里斯让我知道了，如果巴里也知道了，那就是别人让他知道的。
希望这只是我一相情愿的猜想，我又看了看比分牌。我只在乎有多少人赞同多少人反对。屏幕上的比分是:三十一票赞成，八票反对。
“离结束还有十三分钟。三十一比八。”我告诉巴里.“很明显是一边倒啊。”
“意料之中。”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电视里的声音。“像我这样的盲人都早就看出来了。”
巴里最爱开的玩笑，我忍不住笑了。但我脑子里老想着哈里斯说的那句话：这个游戏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参加者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听着，巴里，我一会儿再找你行吗?”我抓起我的会议纪要。“特蕾斯在等我
……”
“你自便。”他说。他从来不硬来，这就是一个优秀的游说员具备的素质。“一小时以后我再找你。”
“那──好吧，不过那时候我可能还在开会。”
“那就两小时吧。三点行吗?”
再次收回我的话。虽然一再控制自己，他还是表现出了焦急。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了。每次我们去参加派对之前都要接到两次巴里打来的电话。第一次他是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第二次他还是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哈里斯说这是盲人的过度自我保护。我称之为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不管这到底是什么，巴里总是努力防止别人把他抛在脑后。
“就这样定了，三点我们再谈。”他说完就跳起来，径直走了。我合上笔记本夹在腋下，像夹个篮球走进隔壁的听证室。房间里还是那张大圆桌和后排两张靠墙的黑沙发，黑沙发是人多时候当加座用。我扫了一眼，发现墙上多了一台小电视，没等我开口说话──
“你迟到了。”特蕾斯已经坐在圆桌边上了。
我立时楞住了，几乎想不起来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带点热狗来好吗?”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吃肉。”
如果哈里斯在场一定会狠狠地回敬她几句，而我只能尴尬地干笑着。
特蕾斯靠在椅背上，双手叉在胸前，那个样子真让人讨厌。她三十六岁，比我至少多六年的工作经验。她这种人，明明是自己来早了总是怪别人来迟了。奇怪的是，她那微微发红的头发，深绿色的眼睛，配上脸颊一层淡淡的雀斑，有种孩童般的纯真。当然，现在这个房间的焦点是那台电视，我不敢表现出太多关注，只好斜着眼睛看。四十比十。看来形势很好。
我从桌下拉出一张椅子，坐在她对面。这时房门被推开了，另外那两位同事终于到了。一个叫乔治亚·鲁德，一个叫艾拉·本·舒缪尔。艾拉留着环保型的山羊胡，稀稀疏疏(被特蕾斯戏称为“男人的第一把胡子”)，他显然做好了辩论的准备。乔治亚正相反，今天穿着一套正式的海军套装来开会。她为人谨慎保守，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总是喜欢跟着特蕾斯亦步亦趋。
他们进来时每人手上都揽着一堆打满各种记号的文件，看见我们，马上找位子坐下。艾拉坐在我旁边，乔治亚坐在特蕾斯旁边。四位“临时议员”就座。我代表众议院的多数派，艾拉代表众议院的少数派，桌对面的特蕾斯和乔治亚代表参议院。虽然我和艾拉分属不同党派，但是众议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为抗击共同的敌人──参议院，可以摒弃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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