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别管这些事情了，汉伦。”他说道，“让我歇会儿吧。”
他挂断了电话。
当然我已经读过了那些报纸——难道不是我每天早晨把报纸分发到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的吗?那个小女孩，劳里·安·温特巴吉尔，在她的父母于1982年春天离婚之后，一直由母亲监护。警察局认为案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劳里的父亲，在佛罗里达州某地当维修工的航特。
温特巴吉尔，驱车到缅因州掳走了他的女儿。他们认为，航特把汽车停在房子外面，喊他女儿，然后劳里就跟他走了——因此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痕迹。他们对于劳里自从两岁起就没见过父亲的事实什么也没说。劳里父母的离异主要是因为温特巴吉尔夫人宣称航特。温特巴吉尔至少有两次企图猬亵劳里。她要求法院剥夺他看望女儿的权利，尽管航特强烈反对但是法院仍然同意了。里德马赫宣称法院的判决切断了航特与女儿的一切联系，因而可能促使他掳走了劳里。那样设想也许有某种可行性，但是试想一下，当三年未见的父亲叫她时，劳里是否能认得出来呢?里德马赫说是的，尽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她两岁的时候。我不这样想。劳里的母亲说她一直教育劳里不要接近陌生人或者与陌生人谈话——那是大多数德里的孩子必须很早就接受的一课。里德马赫说他将请求怫罗里达州警察局协助追踪温特巴吉尔，他的责任就到此为止了。
“至于拘留与否是律师的事情，和警察局没有多少关系。”那个自高自大的胖猪在《德里新闻》采访的时候这么说。
但是那个叫多里奥的孩子……是另一回事。幸福的家庭生活，德望老虎足球队队员，优秀学生。参加过1984年野外谋生夏令营。没有吸食毒品历史。有一个正在热恋的女友。有任何生存的理由。
但是同样，他也失踪了。
他出了什么事?受到流浪汉的突然袭击?被醉酒的司机撞死后掩埋?或者他仍然在德里镇，和那些死孩子诸如贝蒂·理普瑟、帕特里克·霍克塞特以及爱德华·康克雷等人为伍。
我又开始干活了。一遍又一遍地走过同一个地方，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结果只是使我的神经变得越来越紧张。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影子我都会吓得跳起来。我害怕在我整理图书的时候，我身前的一排书中间会突然伸出一只手，一只正在摸索着的手……
今天下午我又有一种几乎难以逾越的欲望想要给他们打电话。我甚至已经投完了404，那是亚特兰大的区号，我的前面就放着斯坦利。尤利斯的电话号码。举着话筒，我问自己是否已经确信——已经百分之百地确信;或者只是因为如此害怕不能再忍受孤独，想要找某个知情(或者将要知情)人来倾诉一下。
此时我仿佛听见理奇熟悉的声音……于是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当你如此急切想要见理奇——或者他们中任意一个的时候，你就不能确信自己的动机。对自己说的谎话是最好的谎话，事实上我还不能百分之百地确信。现在我只好假设那头自大的蠢猪里德马赫所说的可能正确：劳里可能记得她父亲，也许看过他的照片。我还假设不管家里人怎么教育孩子，一个能说会道的成人能够把她哄骗到自己的汽车里。
仍然有另外的一种恐惧困扰着我。里德马赫说我可能发疯了。我当然不相信，但是如果现在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可能以为我是个疯子。更糟糕的情况是，如果他们完全不记得我怎么办?麦克·汉伦?
谁?我不记得任何叫麦克·汉伦的人。我根本不记得你。什么誓言?
我感觉打电话的时机总会在适当的时候来临的……等那一刻到来时，我就知道是适当的了。就像是两个大轮子要缓慢地撞击出巨大的能量，一个是我自己和德里;另一个是我孩提时代的朋友。
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将会听到海角的声音。
我要等待。迟早我会知道的。打不打电话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惟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
1985年2月20日
“黑点”酒吧大火在德里镇生活了20年的人都不知道在德里曾经驻扎过德里空军兵团的一个“特殊”的新兵连。那个营房距离空军兵团基地的其他营房有半英里远。2月的天气，寒风肆虐，你可能不相信，半英里的路程会使行人冻僵或者冻伤，甚至冻死。
其他的7个营房里面都有燃油供暖，防风玻璃和绝缘设施，里面温暖如春。但是在那个住着27名士兵的新兵五连营房里面，只点着一个破旧的小火炉。绝缘设施只是在房子外面钉着的一些木板。一天有人出钱给营房装上了防风玻璃;但是就在同一天，他们因基地有任务外出，等他们晚上又冷又累地回来时，发现所有的玻璃都被人打碎了，没有一块留下。
那是1930年的事情。
一位五连的士兵在1937年服役期满后又回到德里镇。他就是我爸爸，他曾经告诉过我这样的故事：“1930年春的一天，我和另外4名战友外出，回来时在基地门口遇见了一位从南方来的白人中士威尔逊。看他不怀好意，我们几个人都给他敬礼。但是我偏偏又多说了一句：‘下午好，威尔逊中土。’他飞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我允许你和我说话了吗?’‘没有，先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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