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杀了自己双亲的男人。没有什么动机，愚昧无知。最后，他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这成了我一生难忘的体验。还好，他没喊自己冤枉。”
雾岛松了一口气。不是每个检察官都能碰上监斩死囚的差事的。他想，这位前辈有这样的体验，在谈到这次经历时带着一副沉痛的表情，可能会坦率地回答自己的问题。
“当时，我很后悔作检察官。我想，不管如何马虎，我也不会让一个人受冤枉被判死刑。”
情不自禁地说出这句话后，雾岛闭上了嘴。按道理，这是对任何人都可以说的话，但这位前辈也许把它理解为对自己的指责。
不出所料，浜田律师皱紧眉头说：
“雾岛，你是在指责我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您作为检察官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个案子又是经地方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定的，而且当时他的律师不可能全是无能的笨蛋。但抢劫杀人犯不是没可能判无期徒刑的，我只想知道为什么量刑时不考虑实际情况，判了他死刑。”
浜田微斜着头，手指不停地转着点燃的香烟。
“所以，到这儿来拜访您，在很大程度上，我想得到一些心理安慰。”
雾岛认真地接着说：
“我希望从您嘴里听到他该被判死刑的理由。如果我能认为，即使我在法庭上也会请求法院判他死刑，监斩时给我的心理打击就会减轻，最终我还会把这件事完全忘掉。”
“嗯，还有呢?”
“如果他到临死之前一直在撒谎，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睡着觉了。杀人犯的精神不正常是很自然的。从警察局到检察厅，再到法院，不停地重复说自己无罪、冤枉，不知不觉之中，他就会认为自己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肩上的担子完全卸下来了。”
“如果事实正好相反，你怎么办?”
突然，浜田律师抬起头，反驳似地问。
“除祈祷他安息外没什么办法。作为检察官，我不会指责你过去的行为，也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想到自己一生都要带着这个疑团生活，我很希望了解这件事的真相。”
“真相?这只有上帝和死者本人知道。至今我仍不认为把他作为杀人犯起诉有什么错。证据是稍单薄了些，但这些证据能否采用是法院的事。”
听了雾岛的话后，浜田律师好象作出了什么决定。
“雾岛，说真话，我不愿多谈这件事。咱俩人就是把这个案子再过一遍也查不出事件的真相。即使另外有一个真犯人，小山也不能起死回生了。”
“您是不能和我谈这件事了?”
浜田律师被雾岛的认真态度打动了似地叹了一口气。
“不，我可以说给你听。看到你这样年轻和认真的检察官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过去的案子苦恼，我怎么忍心。作了律师后，我更觉得检察官应该有一颗良心。”
谈着感想，浜田律师到别的房间取回一个本子。
“被害人姓古谷，这个案子被有关人员称为‘古谷事件’。据推测，事件发生在1955年3月25日晚9点到10点。被害者是古谷源造夫妇，家住横滨市丸山町，从事金融业。”
浜田律师慢慢地开始讲述，雾岛打开了笔记本。
“从事金融业是不是放高利贷?”
“是，这对夫妇放高利贷手段狠毒，积了不少怨恨，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5年。在1953年以前，借高利贷买股票也能赚大钱，但斯大林去世和朝鲜停战协议签署招致了股票价格暴跌，放高利贷者夺走了很多人为借债而抵押的房产。举股票的例子是因为好理解。除股票外，因停战协议而价格暴跌的商品还有不少。”
“那么，事件的经过是怎么回事?听说是抢劫杀人……。”
“是的。据推测，犯人威胁古谷夫妇打开保险柜，夺走里面的钱财，并用手枪打死了他们二人。这可以说是最恶劣和残酷的犯罪行为。”
律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警察搜查的细节就省略不说了。经过调查，我们认为这个杀人案是了解古谷家情况的人干的。第一，这天晚上古谷家保险柜里的现金特别多，有800多万日元。因为有人在晚上来还了800多万日元的欠款。古谷源造在横滨的野毛盯有一个事务所，而且放高利贷的人一般不会把这么一大笔钱存到家里。”
“嗯!”
“其次，本来古谷家有五个人，但这天晚上偏偏就古谷夫妇二人在家。古谷家的养女幸子、秘书兼保镖仓内实和一个叫中山的中年女佣人—这三个人都有事外出了。这三个人中如果有谁在家，这个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了，特别是仓内实，他还是柔道三段……。”
“这个仓内实和女佣人都没有可疑的地方吗?”
“女佣人40多岁，被排除了。警察对仓内实进行了调查，但他有证人，又没有发现特别可疑的地方。”
“明白了。小山荣太郞同古谷家是什么关系?”
浜田律师干咳了一下说：
“他是养女幸子的好朋友。小山当时专门贩卖驻日美军物质，无业，生活没有着落。在老家松本，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他往回寄钱，但不叫她们到横滨来一起住。琢磨不定的性格，动物般的生命力和甜言蜜语对某种女人来说可能很有魅力。交结了许多不三不四的朋友的幸子完全被他迷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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