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们猜想这可能是因为两人都是同一民族的缘故——在阿姆斯特丹受害的女子也是个印度尼西亚人——准确点说，半个印度尼西亚人。是个妓女，名叫安简尼特·盖肯娜。凶手杀死她，可能是缘于某种原式的仪式或是复仇的冲动。但她的宗族和萨姆伯克并无任何关系。她的母亲是印尼北方人，父亲是个荷兰人，在印尼服役期间邂逅她的母亲，两人结为连理，并在十八年前返回了阿姆斯特丹。”
“当我读到在那里居然发生了一起桃色谋杀案时，我真的感到很困惑，探长。萨姆伯克确实是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只有沙滩和丛林，还有极少的橡胶种植园，以及几片木薯地，也根本没有人到那里去旅游，惟一的例外就是那里曾经设立过一所名叫圣伊哥纳提屋斯的医学院。这个学校与天主教会毫无关系，它充其量也就是一所四流的学校，未被社会广泛接受，教学设施简陋，但收费却极高——完全是所赚钱的学校，是一个很不谨慎的美国商人创办的，因为税收问题曾和当局发生过纠纷。印尼政府在1979年关闭了这所学校，但在1978年的时候它还在正常运转之中，学生有四百多人——绝大多数是外国人，因为其它地方拒绝接受他们，他们才到这样一所破学校来，实际上也只有他们才能缴出那么高的学费。
我设法弄到了一份七二级老师和学生的名单，然后和盖肯娜遇害那段时间里我们的出入境签证记录做了一下核对，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相同的名字。”
在万·杰尔德谈话的时候，丹尼尔掏出了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资料库中查询到的那份受害者名单：1971年3月，洛杉矾;1973年7月，新奥尔良;萨姆伯克案正好落在这两个时间的中间。
“那份名录就在你身边吗，警监?”
“就在我手头上。”
“我给你念一些名字，看你的名录上有没有相同的。”
“好的。”
丹尼尔从头念到尾。
“没有，一个也没有。”万·杰尔德说道，“太简单化了，肯定没这么简单，我的探长。”
“不错。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想亲自研究一下这份名录。”
“今天我电传给你，怎么样?”
“谢谢，再告诉我一些有关你们遇害者的情况，警监。”
万·杰尔德对发生在阿姻斯特丹的凶杀案做了一番描述：安简尼特·盖肯娜尸体是在一个洗鱼棚内发现的，洗鱼棚在该市东北郊区的一个船坞附近。
“这个地方根偏僻，”警监说道，“就在著名的红灯区往北一点——你到过阿姆斯特丹吗，探长?”“仅仅一次，就在去年，是暂时停留。我所见的阿姆斯特丹很美丽，但我没有机会游览这座城市。不过，红灯区我确实见过。
“每个人都见过这里的红灯区，”万·杰尔德说道，语气有点悲哀，“但是，盖肯娜的尸体被发现的那个船坞可不是我们的旅游景点。晚上这里很荒凉，除了那些夜游者，那些醉汉，几乎投人到那里去。这个棚子没有上锁——里面除了啃剩的骨头和一张折叠式的桌子外什么也没有。她的尸体就放在这张桌子上，桌上铺着一块白色的床单。身上的伤口与你们第一个受害者完全一样。我们的法医说她被注射过海洛因，凶手至少使用过三把刀，锋利得和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尸体被擦洗得出奇得干净——上面甚至找到擦洗过的印痕，没有精液，也没有血迹。擦洗尸体的肥皂是当地产的，这种品牌在我们这里是极普通的，许多旅馆就卖这种品牌的肥皂，这里每年都有数十万的旅馆被转让、出售——所以罪犯留下的这惟一的一点线索几乎毫无价值。我们曾试图追查出床单的买主，但失败了。”
“她是在现场被杀害的吗?”
“不太清楚。但是她确实是在那里被擦洗和放血的。这棚子里有一个大水槽，是供养鱼和洗鱼用的，很大，足够容纳盖肯娜的尸体。废水流到了海里，我们对水管进行了检查，结果我们发现了带有人血的鱼的内脏。”
描述得十分精确、彻底，丹尼尔想，但没什么作用。
“我们曾对收押在审的性犯罪者和持刀行凶者进行了审查，也曾找过平时经常光顾这女孩的膘客谈过，也曾问过红灯区里的每一个妓女和皮条客，问他们是否记得那天晚上她和谁出去的。
绝大多数人都说不知道，有几个透露过一些情况，但经查证也纯属胡编乱造。如果我们知道凶手是个旅行杀手，就没必要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做这些无用功了，是吗探长?”这个荷兰人的声音失去了先前的悦耳，突然间显得很凝重，“现在你们已获得了有关他的不少信息，我的朋友，希望我们能通力合作，逮住这魔鬼。”
“当然，我念给你听的那些名宇，”丹尼尔说道，“任意一个在你们的出入境签证记录上出现了，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们都是重点怀疑对象吗?”荷兰人问道。
“不错，应给予高度重视。”丹尼尔知道万·杰尔德希望自己能多提供一些这样的重点怀疑对象的名字，但他目前掌握的就这些，“如果你能发现这些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点消息，都将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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