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产生了影响，处长又问道：
“您到过将军的家里吗?”
“他亲自给我开门，我立即把我刚才见到的情形讲给他听。他并不感到吃惊。头一天，一个波希米亚女人来见过他，给他看过手相，并用纸牌算了命。她向他索要三千法郎，今天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两点钟至三点钟之间等候答复。她一见到信号，就会上楼来。”
“她有什么提议?”
“她保证找到并且送来那张出名的照片。”
“我们徒劳无益地寻找过的那张照片?”处长惊呼道。
“正是那张照片，它将决定议员的成败荣辱，关键就看它在什么人手里，是在控方呢，还是在以他父亲为代表的辩方手里。”
接着他们沉寂了很久。处长推心置腹地低声说道：
“贝舒，您知道，拥有这张照片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义?”
“我知道。”
“比您所能知道的还要大得多。您听着，贝舒，应该让这张照片在交到检察院之前就落到我们手里。”
处长又用更低的声音补充道：
“警局第一……”
贝舒以同样庄重的语气回答道：
“您会得到它的，我同时把私家侦探巴尔内特交给您。”
一个月之前，金融家韦拉尔迪——由于他的万贯家财，跟政要的亲密关系，敢想敢干与事业上的成功，成为巴黎一巨头——等妻子吃午饭没等到。当天晚上，她也没有回家，整个夜晚都不见她的人影。警方四处寻找，作了调查，结论是：家住在布洛涅树林附近的克里斯蒂娜·韦拉尔迪，每天早上都在树林里散步。那天在一条荒僻的小径上她被一个男子劫持到一辆封闭的小汽车里，然后那男子驾车飞速朝塞纳河方向逃走了。
谁也没有看清楚那男子的相貌，他好像是个青年，穿着蓝色粗呢大衣，戴圆顶黑礼帽。没有别的迹象。
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
然后，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天傍晚，在夏特勒至巴黎的公路附近劳动的农民，发现一辆小汽车在疯狂地飞驰。突然，响起了嘈杂的声音。农民们看见一个车门打开了，一名妇女被抛了出来。
农民们立即奔向前。
这时，小汽车上了一个斜坡，进入一片草地，撞到一棵树上，翻了个身。一个男子奇迹般地安然无事，从车内冲出来，向那名妇女跑过去。
她已经死了。她的头枕在一堆碎石上。
人们把她运到邻近的一个镇上，并且报了警。那个男子毫不费难地说出自己的姓名：他是让·德罗克议员，受人尊敬的国民议会议员，反对派领袖。死难者正是韦拉尔迪夫人。
于是立即展开了一场战斗，死者丈夫方面怀着仇恨而态度激烈，法院方面也很激烈，某些内阁部长对德罗克议员的败诉感兴趣，更是推波助澜。这无疑是件劫持案，既然让·德罗克穿着蓝色衣服，戴着圆顶黑礼帽，跟袭击克里斯蒂娜·韦拉尔迪的人穿着一样。至于谋杀案，农民们的证词不容置疑：他们亲眼看见一个男人的手在推那个女人。已经提议撤销议员的豁免权了。
让·德罗克的态度，给控告增添了特别的分量。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了绑架与非法监禁。但是他坚决否定农民们的证词。据他讲，是韦拉尔迪夫人自己跳出车外的，而他却没能拉住她。
对于这次自杀的动机，劫持的情况，失踪后两天里发生的事情，驾车经过的地区，在悲惨结局出现之前的波折，他固执地闭口不谈。
人们不能确定他在哪里又是怎样认识韦拉尔迪夫人的，甚至不能证实她认识他，因为金融家韦拉尔迪从来没有机会跟他交往。
如果人家向他问个不休，他就回答：
“我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随便你们相信什么。随便你们怎样处置我。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将什么也不说。”
他拒不接受国民议会的审查委员会的讯问。
第二天，包括贝舒在内的警务人员来按他住所的门铃，他亲自开门，并宣称：
“我准备跟先生们去。”
警探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在他书房的壁炉内，有一堆灰烬，证明他已经烧毁了许多纸张。人们还搜查了抽屉，搬空了箱柜，把书柜里的书翻得乱七八糟，把文件用绳子捆成捆。
让·德罗克漠不关心地旁观这令人厌烦的搜查工作。整个过程中，只出了一件事，突如其来而又意味深长。贝舒比同事们更加能干，在一个放零碎杂物的盘子里，找到一个薄纸卷，那好像是偶然丢在那里的，贝舒正要检查，让·德罗克扑过去，从贝舒手里把纸卷抢过来。
“您很清楚，这东西微不足道!这是一张照片……一张旧照片，它跟衬纸板脱开了。”
贝舒作出更加强烈的反应，尤其因为他看出德罗克情绪激动特别反常，他想把那纸卷再夺过来。但是，议员已经跑出去了，并顺手关上了房门，进入由一位治安警察①把守的相邻的候见室。贝舒和同事们在那候见室追上了他。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警察检查了让·德罗克的口袋，那个包着照片的纸卷却没有找到。人们问那个拦住逃跑者去路的治安警察，他说没有见到那张照片。警察出示了逮捕证以后，议员德罗克就被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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