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什么可讲的，成年人在这极其幸福的时代还清楚地记得，尽管有些人开始忘记了。柜台上的充足的商品刺激着他们，可谓为百货俱全，只是缺乏你必须挣得的金钱。人们在往年不是去挣钱，而是去领钱，谁也未曾说“工钱”，而是说“工资”。微薄的卢布发给每个人，这不取决于，你的工作做得好，或者做得坏，或者根本只是前来应卯而已。
除开父亲和母亲之外，伊戈尔尚有外公，母亲的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外公有五十五岁左右，但他看起来远远在六十开外，因为他进行反苏宣传，坐了五年牢。他曾经是个文学家，甚至是作家协会会员，自然他很快就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他所写的是一些普通的描写日常生活的故事，无疑地没有鼓吹任何人，总之极不问政治，但他和那些进行“叛乱性”谈话的同事有交往，甚至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那些人一下子被逮捕起来，没有进行特别审查，就把他们这一伙关进了班房。他们之中没有闻名的和有天才的人。审讯悄悄地，不知不觉地结束了。那时候的伊戈尔记不得出了什么事，又因为年幼，所以他不会深思熟虑。父亲被开除出党，伊戈尔未被接收入团，但他小学毕业了，生活跟平常一样。外公悄悄地，一声不响地回来了，劳改营里的事从来不讲。他们在家里不进行政治性的谈话，父亲只是有时喝醉了，声音又低又不清楚地说些恶毒的话，说什么下等作家真讨厌，使一家人终身残废。外公不做声，在某处当个看门人，八十年代中期在睡梦中沉默地辞世。
无论是外公的被捕，无论是他的去世对伊戈尔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快要念完十年制学校，稍稍从事体育运动，常和少女们相会，备受她们的欢迎，实际上常常不在家里，只是回来住宿。
戈尔巴乔夫执掌政权，生活在起变化，父亲被提升职务，现在他的被开除党籍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功绩。从前他文静稳重，不引人注目，而今开始高声谈话，议论政治，时常提及岳父的名字。一九九三年伊戈尔被传到兵役委员会，但是医生们说了什么关于他的肺部的情形，于是上级准予延期服兵役。
父亲还年轻，他是个健康的男人，有一次他同伙伴们一起多喝了几口酒，尽管原则上他不是经常喝酒而且喝得很少，而在那次则出现了心肌梗塞，父亲在医院待了一个礼拜，后来又出现第二次心肌梗塞，人就死了。正如埋葬外公那样，悄悄地埋葬了父亲，尽管在葬后酬客宴会上人们说过几句话，悼念病故的法律辩护人。
伊戈尔是正常的小伙子，喜欢他父亲，但他已长大成人，开始明白爸爸是个软弱的人，没有主心骨，也没有原则，他的死不是家庭的悲剧，但却使物质上的处境急剧地恶化。目前物价飞涨。斯美尔诺夫之家没有积蓄，所以没有什么损失，但靠母亲的工资度日是不行的。伊戈尔准备进学院了，不得不把白天上课改为夜间上课，不得不开始工作。他找到了管院子的工作，还附带看管邻近的大合作社的一段地，所以工资是十分不错的。他是个没有复杂心绪的小伙子，早晨五点钟便拿着铁锹在自己的领地上出现，卖力地苦干，住户很满意，把一些零星的事情委托给伊戈尔做，给他添些钱：伊戈尔有一张免服兵役证，于是把军队置之脑后了。但当我们英勇的军人与车臣开始“短暂地”作战的时候，兵役委员会又记得他了。他们征召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去服兵役，使他注意到他在祖国面前的神圣天职，他们已经忘记了他的肺部有毛病。也许每天的许多个小时的户外劳动真对他有所帮助，肺部的毛病已经痊愈了。
事实仍旧是事实，一九九四年秋季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在卡卢加近郊接受新兵训练。同志们和下级军官们都喜欢这个身材匀称而灵活的小伙子，他的祖传的习惯生疏了，其中一部分新的生活习惯又开始形成。所有的人都是同龄人，他们分不清枪管和枪托，用“卡拉什尼科夫”式枪从五十米的距离打不中板棚。独具一格的是，伊戈尔·斯美尔诺夫会挖散兵壕，他干得又快又灵巧。他非常内行地使用铁锹。
当伙伴们刚开始熟悉武器的时候，青年战士的军训课程中断了，他们很快就被调到格罗兹尼去。
地平线上炮声隆隆，烈焰熊熊，他们叫那些青年战士们在某幢倒塌的建筑物附近排队，少校很快就从建筑物里走出来，他身穿一套肮脏的野战军服，许多天没有刮过的下巴上长有短髭。装束入时的，神态端庄的上尉报告说补充队伍已经抵达，他只向那身穿军服的儿童们的无可指责的队列瞥了一眼，低声问道：
“上尉，你本人会射击么?”
“是的，少校同志!”上尉挺直身子，“开一百枪能打中九十枪，如用手枪，开一百枪能打中九十三枪。”
少校仔细地看看自己的满是尘土的皮靴，用那肮脏的手帕揩揩流泪的眼睛。
“你开枪打过人么?”
“根本没有，也没有机会!”
“我明白，”少校的背驼得更厉害。“为什么这里在作战，你知道么?”
“是的。”
“停住，上尉，请你正常地说话，所有这些“是的”不是对司令部、而是对上流社会交际场所适用。你把谁运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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