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们，你们瞧瞧，你们正在监督我。一举一动不谨慎，全部工作都成泡影了。如果他突然改变方针，急剧地转弯，那么你们马上放弃他，从出发阵地开始活动吧，每天都要调换汽车。”
在莫斯科，在街区汽车运行的条件下，侦察员们考虑到古罗夫的命令都能够坚持着监视福金，每昼夜长达三十分钟。他们知道，他住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工作，更喜欢在哪些饭店用午膳，于是从这些地方对他进行监视。但很快就被迫放弃，因为福金机械地接受查验，未曾揣度他身后是否有人监视他。
“他反正会落到手上来，”古罗夫重复地说，“他一定有秘密约会，以后有一次他忙着去做事情，准会把您领到目的地去。”
伙伴们疲倦地、失望地点头，一面继续工作，忽然间——这类事情总是忽然间发生的——走到莫斯科近郊军医院。福金在这个地方毫无办法。但当第二天侦察员们不监视福金，而是在军医院门口等候他的时候，这名中校又出现了。
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柯托夫是个魁梧的、干瘦而笨拙的犹太人，他俨然像一个侦察负，正如看管院子的女人俨然像芭蕾舞女演员一样，他加入了红十字会。他在那些和官僚们进行绝望的斗争的母亲委员会里查明了，有谁经常在军医院进出，并且说，他掌握一些为伤员收集的资料，有两个妇女的儿子都病卧在军医院里，他混在她们一起毫不费劲地钻入了铁门，从那些不太纠缠人的女护士旁边平安无事地走过去了。
两天以后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在军医院里已是自己人了。因为他未曾以无名账户捐款，这类捐赠皆凭无名地址寄送，下落无着，他从自己荷包里取出钱来并且低声地问道：“我能具体地帮点什么忙?”女护士们很快就赐以青睐。侦察员有时候会违犯一些无关紧要的规定，而主任医生完全不予以理会，他经常购买水果、香烟，五一节时捎来两瓶精美的樱桃甜酒。一瓶馈赠与女护士们，另一瓶顺便“丢”在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所待的病房里。密探要查明中校福金倾心于这个病室是不困难的。伤员们把柯托夫称为“达卫多维奇”，喜欢他并且把他看成是有点令人打喷嚏的人，他们都认为他的儿子在车臣阵亡了，只是这个人不愿意提及这件事而已。
“这儿还有一个人，比不上您，达卫多维奇，他很不简单，大概是一个高级首长。他的儿子也在格罗兹尼丢了性命，”与伊戈尔·斯美尔诺夫邻近的麻脸的人说。
“你，我的朋友，你甭在我的行为中寻找过失或好处，”柯托夫说道，他立刻明了，伙伴们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身材高的干瘦的犹太人经常在这里来来往往，他在这里丢失了什么或者想寻找什么。“什么都很平常，我的朋友的儿子在巴穆特近郊捐躯了。朋友们聚集起来，凑拢了钱，因为有些人身边还有钱，于是我们的基金会组织起来了。我的假期快到了，朋友们说，去把钱发到战士们手上，省得官吏们贪污盗窃。你瞧，我来发钱了，不过钱很快就分完了，假期也将近结束，我们就要告别了。”
神秘的达卫多维奇如此简单的谈话似乎使得伙伴们有几分失望。但是和伊戈尔邻近的大眼睛的麻脸的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应该凑些钱，给达卫多维奇买双便鞋，他的鞋掌快掉下来了。”
过了一天，当柯托夫坐在病房里给独臂的战士剥橘子皮时，伊戈尔·斯美尔诺夫突然侧身倒下了，抽搐地挺直身子，开始切齿作声，并且喃喃地说。
“请你打电话!要不停地打电话，他的舌头可能转不动了。”
护士跑来了，给他打了一针，之后医师也来了，柯托夫悄悄地溜走了。当大夫们离开以后，伊戈尔入睡了，侦察员已经回来，继续给他剥橘子皮。
“而我看，达卫多维奇，你的神经系统正常，”伤员之中有一人充满敬意地说。
“靠锻炼，”柯托夫平淡地回答，“为什么，伊戈尔常有这种情况吗?”
“大约每星期一次，更多的次数是少有的事。这使鲍里斯精神上受到极度折磨。”
“哪个鲍里斯?”密探听不懂。
“我们有一个统治全盘的鲍里斯。伊戈柳克的生活已经垮了，自己人捕获了他的一连人，自己人杀害了他的母亲，他本应得到一枚奖章，可是人家不给他。总之，他周围有二十二人。铁片陷入了他的大脑，使他感到疼痛，这里人人都害怕动手术，而在可以动手术的地方暂时还没有铺位。他爸爸应当是个将军或者是个毫无用处的代表;这个位子一下子就找到了。为什么鲍里斯整个儿是他的血亲，这是事实。我根本不能容忍前执政党人，但是又要让那个肥胖的家伙登上宝座——让我的手给烂掉。”
“你不要难受，应当扶谁登基，就扶谁登基，既不用问我，也不用问你。”
“伊戈柳克有进展吧!”麻脸的人在太阳穴边晃了晃指头，“他说，我要杀死那个下流东西，舍得一条命，我要杀死他。怪人，谁会让他走到总统面前去呢?如果杀死总统这么容易，那么各国的总统一下子都会给弄死。人坐在那个位子上是不会不流血的。我们的总统，出卖灵魂的家伙和毋须争论。但是我坚信，无论是美国人、法国人，或是别国人，孰能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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