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地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大概他们上屋顶去搜了。他们也许会把墙壁审问一通。
堂路易伙在地上，把脸埋在臂弯里，闭上眼睛，喃喃说道：
“动脑子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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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救命!
亚森·罗平后来给我讲述这一插曲时，不无得意地说了这番话：
“当时让我吃惊，是我竟能够当机立断，接受索弗朗和玛丽—安娜是无罪的说法。我就像打了个引以为荣的漂亮仗一样，十分自豪，到今天还得意呢。我向你发誓，这一点可说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无论从精神意义上说，还是从侦探业绩上说，都超出了最著名侦探的最著名的推断。
因为，虽然反复推敲权衡，终究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使我能够重新审视案子。堆在两个囚犯身上的还是原有的那些罪名，而且是那么严重，严重到任何预审法官都会毫不犹豫地签署裁定书，严重到没有一个陪审团成员会对案情提出疑问。玛丽—安娜·弗维尔就不谈了，只要想一想牙印，就知道她的罪名是板上钉钉，无庸置疑了。但是加斯通·索弗朗，这个维克托·索弗朗的儿子，也有权继承柯斯莫·莫宁顿的遗产的人，加斯通·索弗朗，这个拄乌木手杖，杀了昂瑟尼探长的人，他的罪名难道会和玛丽—安娜·弗维尔的不一样吗?他不是和她一样，受到谋杀的工程师的指控吗?
可是，我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呢?为什么明摆着的事实我不接受，偏要背道而驰呢?为什么那叫人难以相信的事实，我偏偏要相信呢?那不可接受的理由，我偏偏要接受呢?
为什么?啊!大概，这是因为真相、事实在耳边响的时候，声音格外不同吧。一边，是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事实，所有坚信无疑的看法;另一边，只是一段叙述，而且是三个罪犯之中一人的叙述，因此，从一开始，从头到尾都是荒谬的，都是荒唐的……然而，这却是一个诚实的声音作的叙述，一段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叙述，没有半点虚构编造，从头到尾，没有半点复杂之处，也没有半句不实之词;这是一段并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结论，却因为诚实，而迫使任何公正的头脑都要重新审视已有结论的叙述。
我相信这段叙述。”
亚森·罗平的解释并没有完。我打断他问道：
“弗洛朗斯·勒瓦瑟呢?”
“弗洛朗斯·勒瓦瑟?”
“对。您还没有给她下结论。您对她有什么看法?处处都表明她有罪，不仅在您眼中是如此，因为她参与了所有谋杀您的企图，而且在司法当局眼中是如此，她常常暗中去理查德—华莱士大道，难道他们不知道?她的相片夹在韦罗侦探的本子里，难道他们不知道?还有……还有……总之……您的指控……您对事情的看法……听了索弗朗的叙说后是不是都改变了?在您看来，弗洛朗斯到底是无罪还是有罪?”
他迟疑了片刻，正要直接爽快地回答，忽然又改变了主意，说：
“我愿意相信人。我必须充分相信人，即使我还会生出疑窦，即使案情的某部分仍是一片黑暗，我也必须这样，才能行动。因此，我相信她。我相信她是无罪的，我凭我的诚意行动。”
在被迫躲在暗道里，不能动弹的时候，对堂路易·佩雷纳来说，所能采取的行动仅仅是不断回忆分析加斯通·索弗朗的所作所为之间的联系。他尽力回想他听说的每一个细节，尽力回味他听上去最无足轻重的语句和措辞。他一句句琢磨，一个一个措辞推敲，以便理出里面包含的实际情况。
因为实际情况就摆在那里。索弗朗已经说了，堂路易也不怀疑。整个悲惨的故事，围绕莫宁顿遗产案和絮谢大道遗产案发生的种种事件，所有能够揭穿反对玛丽—安娜·弗维尔的阴谋的情况，所有能够解释索弗朗与弗洛朗斯为何失利的情况，索弗朗的话里都提到了。只要理解了，真相就会显露出来，就像将晦涩的象征看明白了，便会悟出其中的寓意。
堂路易不止一次地走了弯路。他脑子里一冒出异议，他马上就回答自己说：
“也许是吧。我可能弄错了。再说索弗朗的话里没有任何能够指明方向的线索。也许真实情况不在这番话里。可是我现在可能从别的途径去发现吗?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完全掌握了索弗朗所说的情况，还有那些神秘的信件按时出现所提供的线索，我为什么不应该加以利用呢?”
于是，他就像踏着人家的足迹走完一段路一样，又把索弗朗所经历的事情从头至尾回忆一遍，并把它与自己原来想象的案情作一番对照。两相对比，截然不同。可是，从这种对比本身，难道碰撞不出一点火花?
“那是他说的，”他想，“这是我所想象的。这种不同意味着什么呢?一边是实际情况，一边是案情显示的面貌。为什么罪犯希望让案情显示出这种面貌呢?是为了避免怀疑?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惹上怀疑的人必然会受到损害吗?”
问题一个接一个涌来。他有时信口作出回答，举出一些人名，一句接一句地说出一些话，似乎举出的正是罪犯的名字，说出的正是看不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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