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镜子面前，她揉着伤口，脸也跟着皱起来。这是第二根线，然后是第三根。由于过早把它们取出，通过放大镜能看到伤口还是红的，尚未愈合。第四根线很顽强，比起前面的来说，缝得与肉更贴合。但安妮的意志毫不动摇，她用剪刀的刀头蹭着，紧咬牙关，终于溜到了线下面，钳住它，没能剪断。伤口开始流血，重新开裂，而那根线终于妥协了。她把它从上面拉出来，现在伤口开始渗血了，上面是粉色的，下面还是红色的，硕大的血滴流下，如同泪珠。剩下的线一个个地缴枪死去，并从皮下拉出。她把这些昆虫尸体扔进洗手池，而最后几个安妮剪得过早了，因为她擦拭后血还是马上涌上皮肤表面。她等到所有线都取出来后才停下。血在流着，流着。安妮没多想什么，径直从小柜子里拿出装了九十度酒精的塑料小瓶子，没有用医用纱布，就用手捧着，盛着酒精然后就这样直接敷了上去。
随之而来的疼痛……安妮大叫起来，用拳头敲着洗手池，她的手指失去了脱开的夹板的保护，让她再一次大叫。但今天这叫喊是属于她的了，她拥有它们，没有人能来把它们夺走了。
第二次，还是用手将手掌里的酒精直接涂到脸上。安妮两手撑在洗手台边上，几乎要痛得昏过去，但她坚持住了。
然后，当疼痛减缓后，她用一张浸染酒精的医用纱布紧紧地贴在了脸上。当她把它取下来的时候，露出一道浮肿而丑陋的伤口，还在流着血。
会有一道疤留下的，它就直直地烙在侧脸上。如果是个男人，会被人猜测那是刀疤。很难知道留下来的会是怎么样的，但不难明白的是它再也不会离开了。
这是一定的。
如果必须用刀来把伤口加深，她会这样做的。
因为她想记得这一切。永远。
12:30
急救室的停车场总是满的。这一次，为了能够停进去，卡米尔不得不出示他的证件。接线员笑得像朵花，一朵差不多快凋零的花，但也多少能激起好感。
“怎么样，她得救了?”
就像是知道这对范霍文警官来说很重要，她皱起了忧郁的眉头：发生了什么事，这肯定给了您一次打击，对警察来说是一次失败，不是吗?卡米尔想摆脱她，但没有想的这么容易。
“那她的社保呢?”
卡米尔又走了回来。
“这不关我的事，但您知道，当一个病人溜走了而人们还完全不知道她的社保号码，以至于收不到她的住院费时，我可以这么对您说，上面是不高兴的。那些领导突击检查，有责任的或者没有责任的，一视同仁，我也不好过……就是为了这个我才问的。”
卡米尔点点头，我理解，一脸同情。这时接线员又接起了电话。显然用一个假名住进这里，安妮是不太能够提供出一张社保卡或保险卡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她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在其名下的文件。她一张也没有，至少在这个借用的名下是没有的。
他突然很想打给安妮，就这样，没有理由，就像是害怕要解决这件事却不靠她。他想对她说，安妮……
而他意识到她可能不叫安妮。在他的意识中，所有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东西都可以扔掉了，卡米尔不知所措，他连她的名字也失去了。
“您没事吧?”接线员问。
嗯，没事，卡米尔做出忧虑的神情，当想改变话题时，这样做是最有效的。
“她的档案，”他问，“她的医疗档案在哪儿?”
安妮是前一天晚上逃跑的，所有的东西都还留在楼上。
卡米尔表达了谢意。到了楼上，他仍旧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件事，一点主意都没有。于是他踱了几步来整理思绪。在走廊的尽头，离那个原先的小候诊厅、而现在不知道被改造成什么大厅的地方还有几米，当时就是在那里面，他和路易当场想出了案情的第一要点。
他看着门把手慢慢压下，门扭扭捏捏地打开，像是一个孩子要出来了，既害羞又害怕。
这个所谓的小孩，比起和幼儿园来说，其实离退休更接近：出现的是于贝尔·丹维尔，大老板，部门主管本人，雪白的头发翘在头上，好像刚刚把卷发夹子取下来一样。他见到卡米尔的时候脸红得像朵牡丹。照常来说这里是不会有人的，这个厅不通向任何地方，不做任何用途，没有人会来。
“您在那儿干吗呢?”他问道，又生气又蛮横，随时准备咬人的样子。
您呢?这是他最想问的问题，但这不是一个好回答，他便装出迷路的样子。
“我迷路了……(更听天由命一点)我在走廊里走反了方向。”
手术师的脸由红转粉，没那么尴尬了，表情也恢复了正经的模样。他清了清嗓，然后以坚定的步子走进走廊。他走得很快，就好像急诊室刚刚召唤他了一样。
“您现在跟这里没关系了，警官。”
卡米尔小跑跟上，他处境不妙，鉴于他只能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量快地思考对策。
“您的证人昨晚离开医院了!”丹维尔医生继续说着，语气仿佛是针对他个人的指责。
“我也了解到了，是的。”
卡米尔想不到别的出路，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手机并松开手，它掉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就像一声家庭变故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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