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吗?”
“有的。她离开沼津的日期是六年前的十月六日，根据市警局的纪录，在同年的十月五日，有一名十二岁的少年在沼津港的防波堤上夜钓时溺毙。”
“那名少年跟片冈有木子有什么关系吗?”
“是邻家的少年。而且有人见到少年和一名年约二十岁的女人并肩坐在堤防上。由于夜色黑暗，所以无法确认那女人是否就是片冈有木子。”
“假设那女人就是有木子，那么是她将少年推落海中溺毙的吗?”
“我起初也是这么想。但根据市警局的调查，少年好象未曾与人结怨。所以警方猜想，她是夜晚到防波堤上散步，正好遇见在夜钓的熟识少年，多嘴的她便在少年的身旁坐下来聊天——”
“这是目击证人所说的吗?”
“是的。警方猜想，她可能是在开玩笑的情况下，不小心推了少年一把，既是夜晚，浪头又格外汹涌，少年落入海中立即失去了踪影，惊慌不已的她忘了呼救而逃回家里。”
“原来如此。这倒有可能，而且此事也足以成为被勒索的把柄。然而，既然没有证据，我认为就算是久松也没有能耐恐吓她吧，应该有某些证据足以让案子成立才对。但如果有证据，市警局应该早在六年前就逮捕她了，不是吗?”
“是有证据。”
“哦?”
“我对久松的行踪做过调查。他曾去拜访有木子在高中时最要好的朋友吉野玲子的家，我也跟吉野玲子见了面，结果听到以下的事。”
电话的彼端传来矢部刑警轻微的咳声。
“听说当久松来访时，吉野玲子刚好去大坂，所以由玲子的母亲代为接待。当时久松谎称已经在东京跟有木子结了婚，而有木子想让他看看以前寄给吉野玲子的信件。说起来这是个奇怪的要求，但玲子的母亲是个老式的女人，所以未加拒绝而拿出所有的信件给他看。等吉野玲子回来听到此事后，赶忙检查了一下信件，结果发现其中少了一封。”
“是久松偷走的吗?”
“我认为是。当久松看信时，玲子的母亲基于礼貌暂时回避，所以久松有充分的机会将小小的一封信塞入口袋。”
“被偷走的信是哪一封?”
“据吉野玲子说，是有木子在离乡时交给她的一封信，里面写着自己在昨天做了一桩错事，如今不知该如何是好。若将此信与六年前的那桩事件联想在一起，我认为足够成为勒索的把柄。”
“的确是足够了。”
中村对着话筒点点头，突然又想到什么似地说：
“吉野玲子跟这次的事件会不会有关呢?因为感到自责，所以想向久松取回那封信，因而下了毒手——我觉得这也不无可能。”
“为了谨慎起见，我也针对这点做了调查，发现吉野玲子跟这次的事件完全无关。她有十一月十五日的不在场证明，当天一整天她确实都待在沼津。”
“这样就没问题了。”
中村满意地搁下话筒。
3
案情又往前进展了一步。
中村满意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掏出香烟点上火。香烟的味道好久不曾如此香醇了。
截至目前为止，“勒索”只是臆测，但是有了矢部刑警打来的这通电话，臆测便成了事实。久松确实曾赴沼津盗取片冈有木子的秘密，这无疑证明了的确曾经发生过勒索行为。只要备齐这方面的证据，那么便可在法庭上证明有木子的确有杀人的动机。
中村的神情缓和了下来，并回想起刚才的通话内容。在回想的过程中，他的神色变得越来越凝重。
根据矢部刑警的报告，案情确实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中村担心的是，那封成为勒索把柄的书信。
中村起身拉开档案柜，取出存放在里头的久松实的存折。六月五日存三十万元对月三十日存二十万元，这两笔钱推定是向片冈有本子勒索而来。根据推测，第三次的勒索显然成了久松的催命符。若是认定片冈有木子有罪，此一推测自然合理。
然而，倘若书信果真是勒索的把柄，足否能连续勒索两、三次呢?
倘若她第一次付了三十万元，便取回了那封信，那么第二次的勒索对象便另有其人了。
中村交抱着双臂，仿佛要压抑心中的不安。置于烟灰缸中的香烟冒出白色的烟雾，他凝视着烟雾袅袅上升。
当然，如果久松事先将那封信用影印机复印几张，那么应该可以一直勒索下去。然而，中村觉得，这种想法实在无法让自己心服。
翌日，中村前往开立存折的三星银行四谷分行。当初发现存折时，矢部刑警便曾向银行求证过，然而，当时只是确认存折里是否真的有五十万存款而已。
三星银行四谷分行位于国铁四谷车站附近。中村受邀进入舒适的分行经理办公室。
“六月五日当天，久松先生确实曾亲自来过本行。”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分行经理说道。
“柜台职员确认了这一点。久松先生手持三十万元的支票，向承办员要求开设活期存款帐户。”
“你还记得那张支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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