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官先问他从出生到来日本前的经历，这都是审讯犯人时的惯例，
但是托鲁培库早就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对答如流。到问到案发当天晚上他在哪里的时候，他变得胆怯了。可是，他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就说不懂日语，还装模作样地取出词典，慢吞吞地寻找单词，然后跟律师商量如何回答。
专案组的审讯警官见状不由得焦急起来，对方明明听懂了警方的提问，却偏装作不懂，还慢吞吞地反复查阅词典，因而浪费了大量时间，在审讯过程中，警方越来越急躁。尽管警官告诫自己不能急躁，可心急火燎的情绪会控制不住地激动起来。
审讯室里只有新田科长与专案组组长斋藤警官，主要由斋藤组长但任审讯。
问到案发当时他本人在哪里的时候，回答特别谨慎。
专案组把重点放在世津子下落不明到发现尸体的时间段。弄清楚该过程，对于推断她的死亡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这一问题，他回答得特别流利，还分别举出与自己在一起的人的姓名。但是，他所列举的证人姓名，都是与宗教有关的，既有神父也有信徒，他们当然不可能说真话。
当问及与世津子之间的关系时，他怎么也不回答，只回答说是信徒与神父之间的关系，没有其他关系。
当问及菊鹤宾馆的情况时，他回答起来就更谨慎了，双手一分钟也不松开词典，简直像学生在课堂里学习那样，慢悠悠地寻找警官提问中的单词，弄清楚确切的意思后才最终回答说，只是与世津子有话要说才去那家宾馆的。
这是相当长时间的审讯过程。警官请他喝咖啡，尽管他喉咙干燥，他却一口也不喝。
警方原来是想通过让他喝咖啡了解他的血型，采用他在杯上留下的唾沫检查。只要他的嘴唇接触杯边，就可以把唾液取下送到技术鉴定科鉴定，作为破案的重要根据。
从世津子阴道里检测出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的精液，只要从他的唾液里判明血型，就可通过化验检测出两者的血型是否一致。
警方的准备一切就绪，可他就是不上钩，尽管唉咙干渴而导致声音嘶哑，就是坚持嘴不凑到递给他的茶杯上，无论警官怎么劝说，他只是摇头说谢谢。
在这过程中，专实组还发现，尽管审讯时间很长，可他一次也没去过洗手间。
为从犯罪嫌疑人的尿里化验出血型，警方也一切准备就绪。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审讯的三天里，他不喝咖啡和茶水，也不去洗手间。这，大概是上帝的恩赐在即将被捕的罪犯身上发生了奇迹。
根据托鲁培库的供述，警视厅展开了核查工作。现在唯一的切入口，是集体合影照片里没有他，然而他说照片是他拍摄的，照片里没有他是理所当然的。在案发时间里，他说自己不是和同教会的修女在一起，就是和同教会的神父在一起。在向这些证人核实时，都一致证明他说的情况完全属实。
其实，该教会的神父、修女相信徒建立了固若金汤的攻守同盟。
终于，警方不得不宣布审讯结束。
关于核查证据的工作，也不得不放慢速度。
连日来，报上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情况。
警视厅对于没有任何证据继续传唤托鲁培库感到束手无策。
到了传唤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新田科长说，传唤暂时就到这里。
辩护律师为慎重担见立刻问：“已经没事了吧?”
新田科长点点头。
由此，不慎给托鲁培库创造了逃走的机会。
警视厅审讯了托鲁培库，确信他就是真正的凶犯。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加之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观察，形成了这佯的自信。
托鲁培库每天提心吊胆，脸色铁青。一旦被审讯到关键的地方，他便本能地感到害怕，浑身肌肉僵硬，不自觉地在胸前画十字。可是，警方没有找到决定性的证据。
其实，警方也持有他就是凶手的其他证据，只是目前不能公开。虽说那是决定性证据，但证据的收集方法有可能极致社会非难。专案组了解到了古里艾鲁莫教堂的神父与朗卡斯特之间的电话交谈内容，交谈里有冈村、村上和小山等日本人名字，有明显属于毒品交易的黑话。
世津子被害不是单纯的男女关系所导致的凶杀案，而是其背后有重大贩毒嫌疑。世津子生动所在的!EAAL航空公司职员与毒品走私有关，同时古里艾鲁莫教堂和巴奇里奥教会所属全部宗教团体都与贩毒有关，是跨国犯罪。
空姐世津子凶杀案，也远远超过警方的事先推断。然而遗憾的是，警方持有的情报不能成为确定罪犯的证据。该情报的窃听方法一旦被公开，“证据”就失去它应有的权威性。
所有提供托鲁培库案发那天没有作案时间证词的，都是同教会的神父或信徒，而没有教会以外的人。他们把教会作为纽带结成了共同利益，因此在此基础上提供的证词是根本不可信的。然而就日本法律来说，只是不认可罪犯亲戚提供的证词。而那些证明托鲁培库案发那天不在现场的证人，都与他没有亲戚关系，因而他们提供的证词表面看上去都有效。对此，警方感到棘手。
托鲁培库从警视厅一回到教会便立刻住进医院，就是那家巴奇里奥教会经营的圣爱医院。里面的院长也好，医生也好，护士也好，都不是日本人。在审讯中，他一边翻阅词典一边慢腾腾地回答。审讯尚未结束，犯罪嫌疑人便生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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