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乔万康具体住址是多少啊?”
“三单元401，”杜撰看了看手机，说，“不知道他在不在家。”
“中午的话一般老人家都应该在家的吧。”
环卫局的院子很小，里面只有两栋楼，前面一栋是办公楼，后面一栋是家属楼，看起来两栋楼都很老旧，应该有快二十年的历史了。楼道很窄，杜撰和秦慧爬上四楼，敲了敲401的门。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头发灰白的小个子老太太疑惑地看着门前的二人，说：“你们找谁?”
“请问乔万康在吗?”
“在，”老太太转身对屋里喊道，“老乔，有人找你。”
只见一个身材瘦小的老人走了出来，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头顶全秃了，脸上沟沟壑壑，看起来饱经风霜。
“你们是……”乔万康眯起眼睛，看着杜撰和秦慧。
“你好，我叫做杜撰，是一位撰稿人，因为对民国三十七年的林晖盛杀人案很感兴趣，所以想搜集一些资料，你要不介意的话，能和我谈谈吗?”
听到杜撰的话，乔万康愣了一下，喃喃地说：“撰稿人，是报社记者一类的吗?”
“差不多吧。”杜撰抓抓头发，说。
“先请进来吧。”乔万康让出道来。
[9][1]
见收录于《纯属杜撰》的短篇《古墓谋杀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后文红叶山庄杀人案见作者发表在2007年第十期《岁月·推理》杂志上的短篇《六减四等于二》。
杜撰和秦慧走进屋去，这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客厅不大，里面的沙发、柜子、茶几、电视机都是很老旧的东西。客厅没有窗户，因此光线有些暗，杜撰和秦慧在沙发上坐下，乔万康则坐在对面的一张扶手藤椅上。
“我去给你们倒一点水来。”老太太转身朝厨房走去。
“谢谢，真是太客气了。”杜撰连忙点头致谢。
“你叫什么名字?”乔万康盯着杜撰，慢吞吞地说。
“哦，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这时杜撰不知从哪里变出来一张名片，双手毕恭毕敬地递给乔万康。秦慧趁机瞥了那张名片一眼，发现印在上面的头衔竟然是某某杂志社的特约编辑。
乔万康接过名片，很仔细地看了一遍。
杜撰和乔万康寒暄一阵，说：“我们这次来其实是想向你了解一下你母亲的事情，希望你能和我们谈谈。”
“我母亲吗……”乔万康顿了顿，说，“你们想知道什么?”
“请问你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杜撰连忙问道。
乔万康沉默了一阵，说：“那是1966年年底，我十七岁，我妹妹十二岁，当时我父亲被造反派抓起来批斗——我们已经失去了和他的联系——生死未卜。我母亲也被抓起来批斗过好几次，我亲眼看见造反派用香烟头烫我母亲的手。”
说到这里，乔万康又沉默了一阵，然后说：“那天我接妹妹放学回家，平时家里门都是打开的，可是那天却关上了，我也没在意，就拿出钥匙把门打开，谁知道却发现我母亲用一根皮带把自己吊在床头，身子已经凉透了。”
听到这里，秦慧心情沉重地看了杜撰一眼，可是杜撰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是直直地看着乔万康。
“后来多亏一位邻居的帮助，才借到一辆三轮车，把我母亲的遗体拉到郊外的荒地里埋了。当时也没有棺材，就是用一张草席卷了卷，然后在土堆上插了一块木牌子。母亲死了，父亲也杳无音信、生死不明，我和妹妹形同孤儿，我只好去河滩上背石头换点吃的，晚上就睡在河边的工棚里，一天干下来两个肩膀上的皮都被磨烂了。”
乔万康说得很慢，脸上也看不出有什么悲戚唏嘘的表情，好像说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可是他说的每一个字落在秦慧的心里，都显得很沉重。
“请问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杜撰问道。
“我父亲叫乔复生，”说到这里乔万康停了一会儿，说，“其实要算起来的话他应该是我的继父——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的身世，这些事情都是我父亲后来告诉我的。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可是我父亲待我很好，如同亲生，甚至比我母亲还好。”
“哦?”杜撰扬了扬眉毛，说，“你母亲不喜欢你吗?”
乔万康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母亲好像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她的亲生子看待，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能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冷漠和无动于衷。”
“那你妹妹呢，”杜撰问道，“你母亲对你妹妹怎么样?”
“也说不上特别好，”乔万康挠挠头，缓缓地说，“母亲好像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对谁都是冷冰冰的。我父亲的性格则完全相反，对谁都很好，十分热情。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来。我上小学的时候，和同班的一个同学打架，小孩子打架下手也没个轻重，对方把我的眼睛给打肿了，我情急之下用铅笔朝那个小孩的眼睛戳过去。结果铅笔尖扎中了那个小孩右眼框下的位置，只差一点点就把他给戳瞎了。那个小孩的父亲是部队的一个领导，学校也怕担责任，就把我母亲叫来，给对方赔礼道歉。事后母亲把我从学校接回来，又气又急，就用父亲的皮带狠狠地抽我。我到现在还能记得母亲当时的眼神，十分可怕，好像当场就想用皮带把我打死似的，我从来没见母亲那么生气，她的脸都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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