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怪不得县警对梶聪一郎去过东京一事拼命地隐瞒。
歌舞伎街——地方上的人听到这个地方，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性产业。现任警官亲手杀妻不说还弃遗体不顾去了歌舞伎街，当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请调查一下。如果志木那样说的话，也就意味着尚不清楚梶聪一郎去了歌舞伎街的何处，是什么目的。县警担心“歌舞伎街”这几个字的负面影响，所以编造了“去寻找死的归宿而在街上徘徊”的笔录并把他送到地检。
“不过诸积那家伙不承认，说是没听说过。”
“什么?”
“我是从歌舞伎街岗亭的交警那里打探到的消息。”
“交警?也就是说诸积给岗亭的交警打过招呼?”
“大概是这样吧。我尽快抽时间跟诸积好好聊一聊。”
“等等!”中尾叫住了正准备挂断电话的宫内。
“宫内，这消息……你没对其他人……”
话没说完中尾自己就后悔了。宫内既没打电话去分社也没有打到记者室，他直接打到自己的手机上来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哦……放心。任何人都没说。好好地用它来做一道美餐哦。”
中尾连声致谢后才挂断电话。
“太好了!”
高兴得有些不由自主了。
中尾下了车，想再次返回警务部长室。他有一种把记有“歌舞伎街”几个字的记事本伸到伊予鼻子前给他看看的冲动。
4
记者室。各报记者共用空间的沙发上躺着《县民时报》的记者多多良。四十好几了才混得了一官半职。
“喂，中尾君啊。有什么事吗?”
中尾感到自己有瞬间的冲动。多多良充满睡意的声音还在继续。
“来这儿时一个人也没有，还以为都被杀光了呢。”
“今天到处都很安静啊。”
“是吗?那么，我可以再睡会儿啰?”
多多良现在的处境也不乐观。就像中尾作了那次关于强暴魔的特别报道后被搜查一科恨之入骨一样，写了关于梶聪一郎去过东京的新闻报道的多多良也陷入了同样的境地——再也从县警那里得不到任何关于梶聪一郎一案的消息，每天都担心会被其他报社的记者抢到新的新闻材料。多多良还背上了攻击县警的“黑锅”。那条“特别报道”也被县警完全否定而且被说成是“无中生有”，所以现在的处境更难。
中尾很能理解热情地跟自己打招呼的这位多多良的心情。
所谓同病相怜——写出了有分量的报道之后却遭到排挤。他是想传达这个意思;平常处于敌对的两个人落到相同的下场。可是，正因为互为对手，相互才不可能理解对方的真正想法。这便是当记者的悲哀。相互看似在为对方医治伤口，相互鼓励打起精神重新再来。然而，许多时候会让自己的心情更加沉重。其他报社的记者们正自由地穿梭于各警员之间搜集材料，同时也对东洋、时报说三道四。想像中的情况不时出现在脑海里，让人气馁。所以才暂时需要谋求这种“战友”关系。
然而，承不承认这种关系完全取决于当事人本人的心境。如果自己没有掌握任何有新闻价值的材料，那么会悲哀地暂时依存这种关系。可一旦手里掌握了有价值的材料则会像是注射了某种兴奋剂而顿时精神倍增。
此时穿过沙发向本报工作区间走去的中尾对多多良而言有着绝对的优越感。
《东洋报》的工作间里只有小岛一人，正在电话采访百货店促销科的负责人。因为三年不遇的“冷冬”，服装、取暖器一类的冬季用品呈现出各商家大打商战的活跃局面。中尾以在地方报所积累的经验，指示小岛着手这件事。当然，今天之内自己手中的特别报道一旦成形，那么让小岛所做的那些都成了应付消遣的无用功了。
中尾在记事本上写下“我去地检”几个字给小岛看了看，打了一通电话便又出去了。
到地检只有步行三分钟的距离。出西门便可以看见那幢窗户亮满了灯的五层楼建筑。
四楼副检察长室。各报记者都在。每天下午四点半，负责宣传工作的桑岛副检察长会安排简短的记者会见时间。
“这个……今天向地方法院提出了对梶聪一郎拘留十天的请求，现在已得到许可。其他嘛……暂时没有了。其他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了。”
桑岛一边环视着在座的记者一边考虑自己的措辞。从他不耐烦的表情看得出对年轻记者的轻蔑态度。
有几位记者针对梶聪一郎的供词提了问。桑岛敷衍着说尚未得到报告，然后又不负责任地追加了一句说，应该与警方的调查是一致的吧。
中尾站在最后面观察着桑岛。
奇怪。桑岛还跟平常一样，若无其实。
好像一点也没有因白天跟佐濑的争吵而受到影响。得承认这是只老狐狸。不过他故意放出风来说“县警与地检一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地检不是认为县警送的那份笔录是捏造的并因此向县警宣战了吗?
记者们纷纷退了出去。中尾随其后，见最后一位女记者出了房门后便故意把笔落下再弯腰拾起，慢慢抬起身来时，女记者的脚步声已经在走廊上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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