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可我实在走不开。如果你不想一个人待着，也许吉多……”
“你搞错了!我说的是家里没人，麦克。多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房子附近散散步、练练拳击、打打台球什么的。”
“打台球，嗯?”
“是啊，消遣一下。”
我听见他用铅笔敲桌面的声音，这表明他正在思考。我给他时间去想。他终于说话了：“你能开车到这儿来吗?我们可以去吃晚饭，直到人家关门。我带了呼机。”
“我这就去。”
芬吉把头伸进来：“你爸爸的电话，在二线。”
我告诉麦克我一小时内到，然后去接二线电话。
“爸爸?”我问，“你没事吧?”
“我很好。”他的声音听起来也的确如此。
“那您有什么事儿?”我问。
“很糟糕，亲爱的。”他说，“我今天下午接到了你旧金山的邻居杰理的电话，说那个房地产商……”
“他好吗?”
“他很好，他说他又被委托了一项任务。”爸爸说到这儿打住了，故意引我发问。
“什么?”
“玛吉，有人想买你在旧金山的房子……”
在电视台，我整天就是这样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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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个工作日结束，那些往返两地的上班族离开洛杉矶商业中心的办公大楼之后，另一帮人便会从阴影里走出来“占领”它。他们是一些酒鬼、吸毒者和四处流浪的疯子。他们带着装在棕色纸袋里的瓶子，把被子背在身上，“宣布”市民中心大楼的这块草地和人行道为其所有，在上面恣意妄为。
我就是在这个“换班”时刻来到市中心的。这时，那些上夜班的人和无家可归者几乎占据了整个人行道。一个小时之后，这些人都将“消失”，这儿就将开始黑社会的嘉年华会。
我在小东京下了车，穿过第一大街走向警署——洛杉矶警察局那幢蓝色的办公大楼。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叫它“玻璃房子”。这个绰号没有倾注人们丝毫的喜爱之情，也无所谓尊敬或者是恐惧。
警署大楼正在慢慢地下沉。二十余年的缺乏保养、连续的地震，再加上过度使用，使这个一度值得游览的大楼成了让市民们感到尴尬的地方。也许可以把它看做是这个城市状态的一个标志：在现实面前，人们不再愿意花费力气和金钱去保持所谓的脸面了。
一项新的决议说这幢大楼已无法修补，应该拆除。但与此同时，警察们却不得不凑合着仍旧在这里办公。他们要躲避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砖块，小心破损的地板;他们对墙上的裂缝和破洞已熟视无睹。他们靠着老式的电器设备和并不充足的电话在这个信息时代“活”了下来。
我穿过那些等待自己的亲人出狱的家属，朝正门走去。他们有的懒懒散散地坐在门前肮脏的草地上，有的坐在为因公殉职的警察建造的纪念碑上，有的吃着快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大麻烟味。
接待员看了看我的新闻证件，示意我进去。我一直走到三楼麦克工作的刑侦科才停下来。
在门口，有一打左右的旁观者像我一样被挡在了门外。里面有一个四人新闻工作小组正在工作：一个摄像师，一个录音师，一个老伙计，还有一个记者。记者挎着一个电池包，他那时髦的茄克衫的线条也因此变得扭扭曲曲，一个项链样的小麦克风被他当做了领带夹。
我认识那张脸。他叫亨利·雅各布，资深城市记者，与我在同一个电视网工作。
在办公室里，麦克·弗林特坐在他的椅子上。大约有八九个老侦探坐在他的旁边。他们都穿着短袖衬衫，而且都在放肆地开怀大笑。我正好站在门口最佳的观察位置上，发现麦克·弗林特那双擦得黑亮的皮鞋似乎是注意力的中心。
亨利·雅各布面对摄像机，用一种深沉的有点做作的语气读起来：“小偷是晚上溜进来的。它大胆地闯入了警察局的中心地带寻找猎物。一夜又一夜，它通行无阻，这真是对我们这个城市的中坚——刑侦科的一个绝妙讽刺。最后，犯罪者的贪婪使它自投罗网。”
“为了当场抓住这个罪犯，资深侦探麦克·弗林特设置了一个陷阱，那个做坏事者终于上钩了。抓住它的时候，它正在偷吃一块香喷喷的陈年的黄色乳酪。经过短暂的挣扎，它就上西天了。如果它还活着的话，它的辩护词或许是——欺骗。”
从摄像师的小型监视器上，我可以看见一只死老鼠。它的脖子被一个老式的弹簧夹子夹住了，那是麦克放在他办公桌底层的抽屉里的。
“那些潜在的盗窃犯必须记住这么一条格言。”亨利吟诵道，“你因乳酪而生存，也将因乳酪而死去。”
屋子里的每个人都笑了。在老伙计放下他的照明灯，摄像师停止摄像后，大家在一起握着手，互相道别。亨利把电池包和项链样的麦克风递给了录音师，这个摄制组就集体退场了。在我退到路边让他们通过时，亨利瞧见了我。他的眼皮微微地跳了一下，似乎惊奇于我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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