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吉多走在前面，米丹则跟在后面。我们准备回市中心帆船港口的旅游度假村，那儿有一流的礼品店和饭店。我感觉到米丹身上有股傲气。他偏向一边的走路方式表明：虽然我们现在走在一块，但我们仍然是陌路人。
我们在一个食品摊前买了些食物，米丹选了汉堡包，拿着它来到了凉台上。一排排的小船静静地泊在红木栏杆的那一端。我挪动了一张长凳，以便他坐下时背能靠在船上。在正午太阳的照耀下，长滩市中心的天空显得异常高远，随风飘来的粉红色和古铜色云彩也越来越浓，演绎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奇妙画卷。
稀稀落落的窗子发出的散射光对镜头有些影响，但最大的影响还是那些挥舞着手想挤进镜头的游客们。我们坐定了，把那些挥手的人挡在视线之外。除非有人从水里跳出来抢镜头，否则我们不会再看到他们。为了避免他们的呼喊声和城市的喧嚣，我们在米丹的衬衫上别了一个小小的胸麦并打开录音机。
吉多仍然很乖戾，他一屁股靠在6英尺远的一张桌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下一个油腻腻的鸡肉汉堡。他用一叠餐巾纸擦擦手，然后把摄像机扛在肩上，试了试机器。调整一番后，他冲我举起了大拇指。
米丹的注意力游离于一对在附近闲逛的人身上;而他们也正注视着我们。他们看上去有点像政府公务员或中型公司的白领阶层：短袖、没有皱纹的衬衣，普通的领带，松松垮垮的裤子上因久坐而起了褶子——都是廉价的随处可见的服饰。但他们显得挥洒自如，这令我想起与麦克·弗林特一起工作的侦探们。
“米丹先生，”我叫道，把他的视线重又拉回到我身上，“请跟我说说包贡的经历吧!”
他沉思了一会儿，用吸管喝了一口可乐。他讲话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不动声色、超然物外。他的冷漠让我再次感到了他的傲慢。
“从孩提时代我就认识了包贡。”他说，“我们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我们的父亲以及祖父都是在一块长大的。我们的家庭送我们一块上学。在我的表兄和包贡的姐姐结婚后，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阮凯告诉我，在越南战争期间，你、她还有包贡在博物馆工作，那是一个在帆港的法国殖民地博物馆。”
“噢，是的。”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承认这件事，“南越最后一任总统的妻子蒂厄夫人要包贡当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包贡则请我和阮凯帮忙。”
“这个博物馆听起来像是一笔家庭财产。”我说，“包贡先生与蒂厄夫人有过联系吗?”
他再次点了点头：“这是越南人做事的方式。”
我越来越感觉到，对于一个居住在污水横流的河堤旁的小屋里的人来说，米丹先生真可谓“出污泥而不染”。他的英语口音纯正，言谈举止文雅大方。这一切组合在一起似乎有点不太和谐。
“当共产党从北方大举进攻时，我们——包贡、阮凯和我只有一天时间把那些最重要的博物馆珍品装入箱子，并装上军车。”他的目光穿越港口，回忆着往事。“我们只有一天时间和四辆卡车。但我们却要挽救经历过八百年风风雨雨和侵略者破坏的历史文化遗迹。时间太短了，是不是?”
也许根本没有保护的必要，我在心里暗暗地想，但我控制着自己没有说出来。那个法国博物馆已经被河内政府重建了，并以世代居住在岘港地区的人们的名字重新命名为查姆博物馆。我猜想，除了脱离逃亡的西贡政府的控制这一事实外，里面的文物从未有遭受损坏的危险。
“你把那些文物送到了什么地方?”我问道。
“西贡。我们一行四辆卡车在军队的护送下出发了。但我只看见两辆车到达——我和包贡的。路上挤满了逃出来的人。在帆港南部几公里远的地方，一群被抛弃的士兵抢占了阮凯的卡车。第四辆车呢，我就不知道了。”他抬起了像学者一样纤细柔嫩的手，“上路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没再见过它。要折回去找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它后来也到了西贡，但我不知道。”
“你和包贡、阮凯，还有谁一块逃离的?谁开着第四辆卡车?”
他打量着我，眼神里闪动着一丝机警。然后，他用手挡住了脸以避开吉多的镜头，谈话到此终止。“你说你叫什么来着?”他问我。
“玛吉·麦戈温。”我回答。
米丹把手伸进兜里，摸出我先前给他的名片仔细看了看，然后又抬头盯着我：“麦戈温?你的本姓吗?”
“我丈夫的姓，也是我工作中使用的姓。在国家税收档案上我叫玛戈·迪尚斯。”
“是个普通的名字，对吧，麦戈温?”
“是的，很常见。”
他点了点头，收起名片，但仍充满警惕。可是他并没有站起身离开，这倒真让我松了一口气。
“那第四辆车呢?”我督促道。
他避开了这个问题：“那么久了，谁还记得呢?”
我接着问：“那些被你们送到西贡去的文物后来又怎样了?”
他耸了耸肩：“到达之后我就走了。我们把车停在了皇宫的后门，拿到了外交凭证，就直奔美国大使馆等待撤离。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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