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田地双亲的伤害事件并不能成为替他脱罪的借口。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认为他需要负起责任，他的罪孽极为深重。
所以，我决定让他以死来赎罪。
我已经想好杀害他的方法了。不知道姨姐是否清楚，我以前就读的相模医科大学，校园里有一栋五层楼高的研究大楼。过几天，我打算偷偷将田地叫到研究大楼的顶楼，那里是咲枝的好友前一阵子跳楼自杀的地点。我会在她当初跳楼的位置放一束花。来到旧识者跳楼的地点，看到栏杆旁放着一束花，总会想站在那里往楼下看，这是人之常情，田地肯定也会这么做。我打算趁那一瞬间，从背后将他推下去。前几天我先到顶楼探勘过了，那里有空调的室外机，刚好适合藏身。我只要躲在那个机器后面，算好时机从后面接近他，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只要没留下任何证据，田地应该会被判定为自杀。
如果我的犯行露出马脚，当然会被警察带走，闯进拘留所。但是，就算我进了拘留所，想必也不会受到审判。为了以防万一，我又加了一道安全措施。这一阵子，我一直在演一场戏;一场当年的统合失调症再度发病的戏。
田地的诊疗室中有我的病历资料，上面清楚记载着我的“病症”。田地是精神医学界的权威。我被逮捕以后，负责鉴定精神状态的医师在撰写诊断书时势必会参考田地的病历资料。而且我的老友水城彻及竹内绘美在面对负责鉴定的医师时，也会为我的“病症”作证。这阵子，我连在他们面前也在演戏。此外，如果警察搜索我的房间，将会发现我所撰写的一份报告。我会将这份报告放在桌上，好让搜查人员轻易发现。这份报告也能再次证明我的“病症”。
过去，尝试伪装成精神病患来逃避罪责的人往往会犯下一些错误，其中最典型的错误有两点，第一点是把病症演得太夸张，第二点是只有在精神科医生面前才演戏。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误，我对两位老友，甚至对凰介，都适度地展现“病症”。我相信，这些顾虑能为我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对人生感到后悔、自责、逃避、妄想、精神分裂、投影、影子……，田地在撰写病历资料时，想必用了这些字眼来断定我的“病症”。为了逃避现实，我心中产生了妄想，认为自己是个精神科医生，并否认自己有这样的妄想，还把否认的部分投射在好友水城身上，把他当成了影子……，田地的诊断结果，想必就是这样的内容吧。但我并没有将影子投射在水城身上，而是将影子投射在我身上。
让田地相信我再度发病并不困难，因为田地在十六年前曾经经历过一件令他相当后悔的事件。一个他认为已经完全康复的病患在出院后犯下了杀人罪。自从那起事件之后，田地便活在后悔中。从病患的精神状态中找出“正常”部分的这个环节，他变得太过于谨慎。如果没有十六年前的那起事件，或许我今天的演技会被他一眼看穿，毕竟他拥有长年的精神科医师临床经验。
在临死之前，如果田地看到是我从背后推了他一把，那一瞬间应该会理解我的所有把戏吧，而且他知道自己是在我的嘲笑声中死去的。一个兼具资历及权威的老练精神科医师竟然被一个清洁员骗得团团转。我相信他从研究大楼屋顶跌落到地面的这一瞬间，心中所产生的愤怒与羞愧，多少可以告慰咲枝的在天之灵。
正写这封信的我，身旁放着孟克的《呐喊》这幅画。办完了咲枝的丧事之后，为了坚定向田地复仇的决心，我买了这幅画挂在墙上。不知道姨姐是否看过?一个男人张大了眼睛和嘴巴，正在高声呐喊。男人的头上是一片红色天空，天空的角落写着一串极小的文字：
只有疯子才能画出这样的画。
如今依然没有人知道这串奇妙的文字到底是出自孟克本人之手，亦或他人的恶作剧。
我每天晚上都盯着这幅画，把这串细小的文字深深烙印在眼底，誓言执行我的计划。我一定会成功，成为一个“疯子”，描绘出我自己的一幅画。
我在这封信的开头便已表明，如果我的犯行露出了马脚，被送进拘留所，希望姨姐能够代为照顾凰介。不过，我还要再次强调，这段期间绝对不会太长。
以日本的现况来看，过去经判定患有精神疾病的杀人凶手只有百分之十五接受法庭审判，将近百分之八十五获得了不起诉处分，根本连法庭也不用踏进一步。本来判决犯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应该是法官的工作，但因为检察官没有起诉凶手，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法官的判决。可笑的是，这些检察官绝大部分并不具备精神医学的知识。
患有精神疾病，获得不起诉处分的杀人凶手会被送进各医院的精神科接受治疗。但由于精神科医师、看护师及病床的不足，这些人的住院期间都不长，很多病患不到一年就出院了。出院之后的病患在未来的人生中将永远从监视中获得解放，因为日本对于出院后的病患根本根本没有设立任何追踪观察的机制。
如何解读这些事实，每个人的看法并不同。事实上，精神病患的犯罪比例要比正常人的犯罪比例低得多，因此我没有将日本的现状提出来大加挞伐。至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这些情报是相当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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